简介:本文针对中国不同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与物价高涨的典型事实,将旅游收入、价格效应引入社会福利函数,构建旅游产业发展、价格效应及其社会福利影响的理论模型,对旅游产业发展及其价格效应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理论研究显示:旅游产业发展推动其经济增长,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带来直接的积极影响,相反,对旅游目的地的价格体系失衡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从而对其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带来间接的消极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四大世界双遗产旅游区及其张家界、三亚、阳朔、丽江旅游区的实证资料验证了这种内在影响的存在性,为中国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简介: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以2000~2012年江苏入境旅游人数和外汇收入数据为基础,运用定量方法、GIS软件等对江苏入境旅游流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入境旅游流及外汇收入稳步上升,2005年后江苏入境旅游经济逐渐走向成熟;在2000~2005年期间,港澳游客占据江苏的主要入境客流市场,2005年后外国游客成为江苏入境旅游市场的主角;入境旅游流流质不断提高,各市入境旅游流流质空间分布差异逐渐减小;江苏入境旅游流流量受民航客运量及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较大;而交通线路长度及星级酒店对旅游流质量影响较大。
简介:研究导致世界遗产“濒危”的威胁因素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对全球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定量统计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濒危因素还包括城市发展压力、不合适的维修/重建等;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因素则还包括非法偷猎、捕捞,以及林业采伐、农业种植、放牧等农林生产活动等。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首要威胁因素是旅游发展压力,管理问题、城市发展压力、水利工程建设等也较为突出。提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建议:明确遗产旅游价值取向,加强高峰期游客管理,控制旅游设施建设规模;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探索世界遗产管理的新体系、新思路;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积极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破坏;严格控制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
简介: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聚落形式主要有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其发展演变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土司时期,城市稀少,城址多在盆地(或坪坝)或临近长江之地,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政治、军事职能较强;土司村寨的分布大势是北少南多,村寨的规模相对较大,非土司区村落分布稀散。改土归流后,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城址的分布渐趋均衡,但城市的规模仍不大,内部结构较土司时期复杂,城市除仍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有所增强;村落多集中分布于原土司区,村落的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影响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分布与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民族因素。
简介:明代中后期,明朝与安南藩属关系的发展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明朝与安南的交往中,政治实力是双方藩属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因此双方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进行邦交。在面对安南国内日益复杂的政局变动时,明朝根据实际情况,以封贡礼仪的变化对双方关系进行适当的调整。明朝的治边政策也随着国力的下降而越发倾向保守退缩,而边疆土司因明朝的控制力下降,在明安双方的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也都导致了明朝在处理与安南的藩属关系时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此外,16、17世纪东亚、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在促成明朝多元边疆格局向清朝内亚边疆体系转变的同时,也使得明朝与安南的藩属关系逐渐走向终结。
简介:尽管有研究证明收益管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利润水平,但并非所有实施收益管理战略的酒店都能够获得成功.本研究调查主要旅游城市高星级酒店,试图了解目前中国影响酒店企业实施收益管理战略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管理公司的属性是影响酒店收益管理水平最显著的因素;技术型驱动因素中的定价能力和需求预测能力,以及社会型驱动因素中的教育培训、重视程度和组织架构设置都会对酒店实施收益管理战略产生显著影响;但市场细分能力、房间分配能力、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以及相关激励措施对收益管理绩效的提升没有显著效果.本研究表明,技术准备是应用收益管理战略的必要条件;但想要提高收益管理绩效,中国酒店企业不能只考虑技术因素,还需要更多关注相关社会型因素,充分借鉴国外酒店管理公司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