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研究采用情境实验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124名MBA被试进行研究,探讨了创业特征框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创业特征框架对创业意向有显著影响,积极特征框架下的被试具有更高的创业意向。(2)风险知觉在特征框架与创业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特质调节焦点在“创业特征框架→风险知觉”以及“风险知觉→创业意向”间均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促进型调节焦点越高,创业特征框架与风险知觉间的负向关系越强,风险知觉与创业意向间的负向关系越强;预防型调节焦点越高,创业特征框架与风险知觉间的负向关系越强,风险知觉与创业意向间无显著关系。(4)促进型调节焦点越高,风险知觉在创业特征框架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越强;预防型调节焦点越低,风险知觉在创业特征框架与创业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越弱。
简介:基于消费者创新性理论,引入消费者创新性、社会价值和环境知识三个变量,构建不同环境知识下的消费者创新性—绿色产品购买意向模型,以研究消费者的绿色产品购买意向,并对784个消费者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者创新性对绿色产品购买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对社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价值对绿色产品购买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并在消费者创新性和绿色产品购买意向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知识在消费者创新性、社会价值与绿色产品购买意向的关系中起负向的可调节中介作用。了解消费者创新性对绿色产品购买意向的影响机理与路径,能为提升消费者参与环保行为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其对绿色产品购买意向进而增进厂商营销效益带来有益启示。
简介:产品设计能否激发用户的使用意向将决定用户产生进一步体验行为或制定购买决策,传统方法难以保证对用户自身感觉的准确解析。大脑控制着人的一切行为和认知,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及其测量方法的成熟使从脑认知的角度研究用户体验成为可能。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以智能手机为研究对象,探索期望体验的形成过程。为尽可能保证脑认知差异是由产品造型激发的期望体验不同而引起的,实验不考虑产品价格和品牌的影响。实验中要求被试浏览不同用户体验水平的智能手机造型,等概率随机呈现这些智能手机造型。当出现能诱发被试使用意向的手机时,要求被试点击鼠标左键。以点击鼠标行为数据(有/无产生期望体验意向)作为脑电处理的依据,将采集的脑信号经过Curry7.0SBA处理,然后通过SPSS18.0对各个时间窗内的事件相关电位的平均幅值进行被试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被试对于呈现的智能手机造型产生期望体验意向并做出点击鼠标行为时,与无期望体验意向时相比,能在额区一中央区诱发较小的峰潜伏期的260毫秒左右的负波(N2)和峰潜伏期在400毫秒左右的正波(P3),在中一顶区、顶区和枕区引起更大的峰潜伏期在300毫秒左右的负波(N3)和晚期正波(LPP);头皮地形图显示当被试产生期望体验意向时,被试中一顶区、顶区和枕区得到更强激活。脑电信号可以反映用户有无期望体验意向,也能间接反映产品设计的好坏。通过对用户脑信号的分析,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测量用户感知的方法,帮助市场研究者更好地锁定用户的心理需求。
简介:城市发展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尚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针对中央文明委主办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政策,使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采用倾向性匹配倍差法以及分位数倾向性匹配倍差法评估了这一政策试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显著地抑制了所在城市企业的利润率,且存在1~2年的滞后期;评选活动显著地降低了法人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利润率,降幅最高为1%。评选活动对集体、私人和外资企业利润率的推动作用衰减迅速;评选活动的抑制效应对存活时间越久的企业越明显,最高可达2.8%。这为反思城市发展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
简介:利用自生能力指数构建分析框架,分别探讨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新古典偏向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以中国的现实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无论是从整体还是分区域进行经验分析,结论均为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才是影响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偏向型技术进步类型。以1978年-2013年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固定工资的情况,还是预期工资增长的情况,马克思偏向型技术进步更适用于中国,因而未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
简介:利用“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这一背景,本文检验了我国政府产业倾向性政策与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入选该名单能够缓解入选企业的融资需求,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揭示入选企业的发展前景。因此,我们预期在入选“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会有所下降。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获得对照样本后,我们发现相对于对照样本,入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确实出现显著下降。本研究对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并且,基于“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研究发现,有利于确定产业倾向性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具体途径,丰富了现有关于宏观经济环境或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