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未成年人刑事辩护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措施之一没有受到如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及审判活动同等的关注与重视。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也未形成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辩护这一独特领域的深入研究与成熟实践。基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征提炼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的特殊需求,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护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及评析,并对既有理论和相关实践作进一步的反思,旨在引发对未成年人刑事辩护的关注和思考。

简介：刑事速裁程序在实践中明显提升了诉讼效率,而有效辩护是否实现则关系到刑事速裁程序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效果。当前刑事速裁程序中仍存在着辩护权不足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受人们对刑事速裁程序价值认识偏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实践中辩护权保障不足状况的影响。为实现刑事速裁程序中的有效辩护,应当正确认识刑事速裁程序提升诉讼效率与保障司法公正的双重价值,确立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并且应当对值班律师制度予以完善。

简介：六月初夏的西安虽然并非骄阳似火,但也酷热难耐,电话这头本刊记者拨通了律师耿民的电话,得知记者的到来,年逾六旬的刑辩律师耿民急忙从外面赶回他位于西北政法大学对面的律所——耿民律师事务所。这是1998年经由陕西省司法厅批准的一家以律师个人姓名命名的律所,当时允许个人开办律所在陕西当地尚处于试点阶段。而耿民的律师生涯则要追溯到35年前。在与耿民的交谈中,从他的眼神、

简介：在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参与，经历了由排斥到认可的曲折发展过程。当前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还存在一些困境，比如：获取案件诉讼信息困难，死刑复核程序行政化，法律援助范围有限，律师执业权利受限等。想彻底扭转死刑复核中辩护律师参与率低的局面，必须推动强制性参与。首先，在立法层面，明确规定死刑复核中应当有辩护律师参与，以及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法律后果。其次，细化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强制性参与的程序机制，明确辩护律师强制性参与的提起主体及启动程序，辩护律师来源，以及法院的通知义务及期限，建立辩护律师与承办法官及被告人的沟通机制。最后，加强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强制性参与的保障，推进死刑复核案件的信息公开，保障死刑复核中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明确死刑复核中辩护律师强制参与的费用承担，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

简介：作为长期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笔者结合刑辩实践和执业感受，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规定》对刑事辩护的影响。

简介：为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完善律师执业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日前出台《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做出明确规定。

简介：律师制度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相比,还没有完全进入深水区,在整体制度架构上亟待顶层设计。按照我国的立法惯例,一般是先政策——后实践——再立法,党的十八以来有关律师制度改革方面的文件密集出台,为接下来的深化改革确立了目标和方向。在这些改革措施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将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提升到法律层面予以固定,律师法的修订应该提上日程。

简介：在过往数十年间,中国律师职业从＂失而复得＂到＂蓬勃发展＂,其中尤以商务律师的兴起为世人瞩目。然而,既有的中国律师职业研究或限于局部观察,或沦为宏大叙事,均缺乏对此的解释力。立基于对18家律师事务所和5家公司开展的39次深度访谈以及长达数年的参与观察,中国律师职业的发展历程被还原为＂律师与客户之间信任关系＂的深化过程。而通过＂法律职业的社会过程理论＂的引入,＂国家交换、市场竞争和社会流动＂的宏观结构得以与＂能力、忠诚、关怀＂等＂信任＂的微观构成因素相连接,从而为中国商务律师以及中国律师职业的兴起做出了理论阐释与经验验证。

简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贯彻实施,各行业、各领域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数量迅猛增长,目前,我国执业律师人数已经突破30万,律师事务所2.6万多家。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律师制度、律师行业管理的纲领性意见和要求。

简介：我国立法上已经形成了以《律师法》第54条为中心，相关民事基本法和特别法为补充，由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和伦理规范构成的多层次的律师赔偿责任体系。然而，比较法和司法实务的发展对私法上律师责任的规制提出新的要求。通过修法的方式完善《律师法》第54条，比在民法典中新立律师责任条款更为妥当，其中应考量之因素包括：正视律师个人责任承担之趋势，废除律师事务所追偿时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条件，将责任范围从当事人责任扩充至第三人责任，正确解释“违法执业”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作用，不宜采纳通过立法规定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转移的建议，增加律师责任保险的强制性规定。

简介：律师是法制化社会法律机构重要组成人员，其是一个国家发展管理活动中主体，与国家文化和发展建设具有紧密联系。在当下，我国一些法律事件中，教师的一些变现有背其自身职业素养，为法制社会发展带来不好影响。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要增加对律师行业的管理，增加其管理法律性和规范性，以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就律师文化的法治价值展开分析和研究，希望可以给广大律师工作人员和学者以借鉴，增强律师文化价值和法律价值。

简介：申诉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裁判终局效力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造成各种＂乱象＂。彻底的解决对策是废除该制度,而现阶段较为可行的策略是将其作为法院附设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申请再审程序共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旨在引导申诉走向法治轨道。律师代理申诉本质上一种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其运行机制符合司法特性,遵循评估原则和回归程序原则。为破解该制度与相关程序和制度存在的兼容性障碍,应从律师代理的参与机制、程序保障和法律效力等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制度构建。

简介：刑事推定是集程序法与实体法理论于一身的特殊问题。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推定制度的产生以严格责任制的发展为基础,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逐渐自我完善。我国刑事推定的理论探讨深受英美法系“重程序而轻实体”的影响,多将刑事推定纳入程序法学的范畴,忽略了实体法推定责任规范的司法适用对证明责任分配等的程序启动功能。在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中,实体法上以推定责任代替严格责任入刑,而程序法上却只有无罪推定原则,立法者对推定规则的程序适用采取的是默许态度。在刑事推定规制路径的重构上,立法犯罪圈的划定应以人本主义理念为价值导向;刑事推定立法技术的归正,应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平衡人本主义理念导入与立法价值择取之间的冲突为技术标准。

简介：现今法律制度对于c证律师执业地域范围是否应受限制尚不明确，由此引发的争议不断，这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也影响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究其根由，一方面是因为关于C证律师执业地域的上下级法律规定间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c证律师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所致。对此，出于公正原则及立法目的的考量，可以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10条进行适当缩小解释以消除法律冲突。同时，通过保障经济收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彰显社会价值等方式，鼓励持C证律师在农村地区执业。

简介：现阶段，刑辩律师执业中存在很多风险，执业律师具有较差的防范意识和执业水平、刑事立法缺陷、司法制度在设置方面的缺陷、不具备执业风险法治观念等，对刑辩律师的职业带来很多的影响，因此，对刑辩律师执业风险以及防范进行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刑辩律师执业风险产生的原因，接着针对性的给出了防范措施，希望可以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推动法治社会进程。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与刑事政策出罪的确立刑事政策并非“刑法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是当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清理所得出的初步结论。不论是否定“李斯特鸿沟”，还是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均反映刑法理论界开始关注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沟通机制。在德国．罗克辛所构建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将刑事政策深深烙印在罪责评价中：

简介：宁波海事法院刑事司法第一案的审理和宣判标志着中国海事法院的案件管辖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案的审理初步验证了管辖改革在充分发挥海事法院专业优势,保障关联海事案件得到统一、高效司法裁判,彰显司法权威,遏制海上犯罪方面的初衷。未来改革试点的推进需要在海事刑事案件的内涵和范围界定,从刑事审判的人员和硬件保障以及公、检、法部门配套工作机制的建立三方面着手构建常态化机制。同时,本案的裁判也暴露出当前中国刑事立法在船员刑事责任特殊性考量上的缺失。包括船员刑事责任在内的涉海刑事立法缺陷宜通过在涉海法律中规定附属刑法的方式加以完善。

简介：现实生活中,刑事犯罪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这样那样、或轻或重的破坏,如何修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所引起的现实危害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如今的社会发展主题即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结果降到最低,最大限度的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关乎到法治公平正义的实现。这是对刑事司法功能的重新定位,即刑事司法的功能不仅仅是惩罚犯罪分子,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更重要的是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对于危害结果的消减后所到达的状态,一直存在争议,其能否被完全消灭还是削弱,将做一番论证。

简介：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内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确立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司法机关。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检察实践和相关数据表明,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大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为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刚性不足、律师诉讼权利不易获得及时救济、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需要从机制建设、部门协调、内部沟通、程序规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力的保障与救济。

简介：如何有效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而值班律师制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值班律师角色定位不清,严重限制了值班律师制度功能的发挥。应赋予值班律师以＂准辩护人＂的身份,突出其＂量刑结果协商者＂及＂诉讼程序监督者＂而非＂司法机关合作者＂的功能定位,合理解决值班律师角色定位与协商功能、监督功能与＂站台效应＂、诉讼功能与制度激励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