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英美新批评、接受美学、诠释学、现象学等西方文论的兴起,文本(特别是文学作品)意义的解读日益重视读者的阅读体验,文本意义也因作者与文本的对话而建构。关于文本多元解读的理论基础,有论者认为,“建构主义教学观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诠释学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接受美学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1]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在语文阅读教学中人们提倡文本的多元解读观。它主要是指在教学中以教学文本为凭借,师生基于各自的主体性身份共同展开多重对话、多元解读。语文阅读教学不再满足于以往唯教参、唯专家的一元解读,不再满足于先入为主的“标准答案”。文本意义的未定性,读者经验世界的多元化以及语文新课程改革对诠释权力的让允,释放了阅读主体性,师生对文本的理解丰富、深入了,批判性思维光芒闪耀,课堂面貌焕然一新。不过,为了防止阅读教学中出现文本意义的认识偏差,人们在倡导多元解读的同时,纷纷主张“多元有界”或“多元有度”。多元则多元,到底“界”在哪里,学界至今仍议论纷纷,论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将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简介:模糊限制语广见于话语活动,然而,模糊限制语是否服务于话语者意识形态的需要且表现其意识形态呢?它是否有助于话语活动双方构建各自的话语权势关系?为搞清上述问题,本文以投射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为指导,采集了10篇英美政界人物的英文访谈文本作为语料,从上述两个角度进行分类,对比分析采访中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使用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情况。研究结果发现,采访双方在间接缓和语的使用量和类型上都有一定的区别,这说明对话双方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间接缓和模糊限制语来表述各自的立场、意识形态,并直接或间接地构建各自在对话中的权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