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八十年代的美学热和“回到文学”的诉求不同,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回返思想文化论述的倾向:从“人文精神”的讨论到“现代性”的反思和“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相当多的批评家在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角色,扩大谈论文本的范畴或主要关注文学文本的社会、政治、历史内涵,思考社会权力运作的压抑性。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连诗人都感到八十年代后期的形式主义试验和“幻美”的追求有某种“不道德”的成分1;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形式主义在理论上体制化而显出种种弊端,人们发现“批评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脉络中,是可以读为“批判理论”的,文学文本也并不神圣,享有特权,它也像一切社会文本一样,是历史语境制约下的语言运作,因此,一切文本都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批评也都是政治批评——詹明信和伊格尔顿的观点,得到当今许多批评家的认同。本文无意就中国文学批评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压力下的这种转变发表看法,而只想把它当作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经由黄子平近二十年文学批评的观察,讨论文学讲述与讲述文学的意义,探寻文学批评承担社会使命的可能和方式,从而发现文学中文化讲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