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866年瞻对赏藏及其后收归川属是清末川边史上的重大事件。1896年,川督鹿传霖率先筹瞻川属,因清廷反对而功败垂成。随着英国在1903年第二次入侵西藏,清政府终于一改此前反对收瞻之旨,谕令川督锡良、驻藏大臣有泰及帮办大臣凤全筹瞻川属,此时锡良态度模棱两可,风全力主之,有泰则坚决反对,长达半年之久的争论终致筹瞻无功。1905年初凤全被杀后锡良开始用兵巴塘,对此瞻对藏官则直接出兵干预,锡良意识到筹瞻川属势在必行,遂在巴塘战事结束后力主收瞻,但因他地乱事丛脞而未及实施。直到1906年6月清军攻克桑披寺川边战事暂告一段落后,锡良奏设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改土归流大幕拉启的时代背景下,时任川督赵尔丰终在1911年将瞻对收归川属。从清末瞻对问题的连续性审视,锡良督川时期筹瞻川属虽未实现,但以锡良为首的地方官员关于筹瞻川属的谋划和举措以及锡良筹瞻态度的变化,彰显出筹瞻川属已是川边内外交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同时客观上在鹿、赵之间构筑了联系的桥梁,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