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实践含有强烈的史学理论指向。他针对小人物心智的细致考察拓展了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视野,发现小人物也有大智慧。这对精英史观的片面预设形成质疑,但史料匮乏使关于大众意识的历史影响的分析难以进一步深入。金兹堡强调关于小人物的意识研究应深入到文化意义上的个性化阐释,反对只关注意识共性的心态史取径,然而他将个别小人物的心智特性比附为大众群体共有的文化属性的策略有以偏概全之嫌。金兹堡批评计量方法的局限,认为基于口述材料的阐释性叙事在呈现大众文化史方面更为有效。他的论说揭示了叙事在交代细节和还原情境方面的特殊作用,明确了计量和叙事在长、短时段研究中的各自优势。总体看来,金兹堡的论说使一种多元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变得较之以往更为令人信服,即历史本身是一种多相性且异质性的存在,因而不可能期待凭借单一的视角、模式、方法就彻底地对其进行解读。就此而言,历史学不应再追求自然科学式的自我整合,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更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和解释工具,使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历史事实得到解读。
简介:人口数量是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他们关于宋代城市等级的看法,研究思路都是通过广泛搜集文献记载中偶存的宋代城市人口数据的片断信息,归纳得出结论,但相互间歧见颇大。其实,宋人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表述更多地是出于意象,宋人的这种意象,与其说主要依据于实际人口数量,不如说依据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因此在时人意象中城市规模的差序格局就形成了都城百万家、路治十万家、州军与重要县城万家以及一般县城数千家这样几个等级分明的序列。这说明至少就某种程度而言,在两宋士人的心目中,城市的行政地位比它们的实际规模更为重要。讨论宋代城市发展史不应忽视这一史实。
简介: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历史上却有一些传统说法和既定事实。唐宋以来,牡丹、梅花雄视群芳,深受人们推崇。明清时北京地区有些牡丹景点以"国花"命名,民国初年人们多视牡丹为国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牡丹的国花之称出于帝制时代、意在富贵荣华等多感不满,而主张选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征意义的菊、梅等。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教育等部门拟议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客观上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社会各界更是热情响应,造成梅花为国花的既定事实。深入审视上述国花有关历史,有这样几点经验和启迪值得注意:一、国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源和民族文化符号,广大民众对此有着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识需求,必须引起重视。二、国花是"国家大事",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决议、法律法令最为权威,是解决国花问题最理想的方式。三、牡丹、梅花双峰并峙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间对牡丹、梅花前后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两花象征意义的两极互补,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四、牡丹、梅花作为我国国花的历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国花,两花并尊是中华文化兼融并蓄、国家和平统一的美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