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观智院本《文选》现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属三十卷抄本系统,白文无注,内容起自《过秦论》"明智而忠信",下接《非有先生论》《四子讲德论》《王命论》《典论·论文》《六代论》,至《博弈论》结尾,卷末标"文选卷第廿六"。"文选卷第廿六"下有识语"元德二历中春于庄严寺书毕",元德二年即中国元朝至顺元年(1330)。此本国内难得一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仅傅刚先生《文选版本研究》一书中有一段简短介绍;虽藏于日本,然日本学者也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目前仅见花房英树先生一篇解题。因而本文通过异文比勘与旁记分析两部分将观智院本的概貌呈现出来,并对其价值作简要叙述,以期引起学界对此本的关注与研究,使其价值早日得以发挥。
简介:“天蒙蒙亮,我看见海边停满大船!”平湖市独山港镇海塘村78岁的全文金老人说:1937年11月5日那天,天蒙蒙亮,父亲像往常一样带我去海边抓海蜇。那时入秋之后,村里很多人家都会到海边抓海蜇。那天雾特别大,四周白茫茫一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海塘边,突然父亲惊叫了一声。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往海面上看,一看也吓坏了。雾茫茫的海岸线上,出现了我从来没看到过的景象:从独山往东一直往白沙湾那边,密密麻麻停着一大排船,能看到的就有几十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船……之前大家就说日本鬼子打到上海了,“不好!”父亲叫一声,拉住我赶紧往家跑。到家里,大家都很惊慌。到吃早饭的时候,很多飞机开始在头上轰鸣着飞来飞去,越来越多炮弹在周边炸响。父母带我奶奶、弟弟、妹妹和我,慌忙往北逃。这时村里能逃的都逃了,人潮纷纷往北涌。
简介: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
简介:杨孝容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提出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的影响深远。据作者统计,汉藏教理院在重庆办学18年(1932-1950),共招收学生500名以上,在生源地明确的399人当中,约77%的学生来自川渝,具体到重庆当地,则先后有135人曾到该院就读,分布在27个区县。也就是说重庆现今38个区县将近四分之三的区县有汉藏教理院学生。汉藏教理院对佛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接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
简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西晋永嘉二年(308年)石尠、石定墓志在民国八年(191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北郊。因为系盗掘出土,所以早期研究论著对这两方墓志出土时地的记载歧说纷纭,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学界对石氏墓志真伪和学术价值的判定。本文在梳理、辨析相关文献后,认为洛阳古董商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石尠、石定墓志的出土时地信息最为可信。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相释证,本文在考察建国前洛阳一带出土石刻的流散情况后,认为河南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所谓《石尠墓志》当系重刻本。石尠、石定墓志在出土后不久就被当时北平金石家周进收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周进去世,这两方墓志连同其它汉晋石刻一并由其家属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一直收藏至今。
简介:2015年2月7日,本刊编辑侯春燕采访了在京参加第六届一次理事长会议的河南博物院院长田凯。事实上,因为没有先期沟通和准备,这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采访,而只是一次即兴式漫谈,其逻辑严谨性也就难免缺失。然而惟其如此,被访者的预设框架也就相对较少,从而使整个访谈过程有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思想的原生性。访谈中,田凯结合河南博物院的工作实践和革新尝试,就中国博物馆的人才培养、展陈、教育和科研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所思所想。田凯认为,创新始终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人才”和“创新”等概念的不同内涵及其培育和实现路径。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