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量化NICU和PICU临床医生的道德困境,并确认相关因素。设计对在NICU或PICU中工作的临床医生进行全国性横断面调查。采用道德困境量表修订版(Moral Distress Scale-Revised,MDS-R)和自我评定法评价道德困境程度。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子量表评定去人格化。受访者报告参加6项可能有助于缓解一线员工道德困境的医院支持活动中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通过分析受试者特征比较预后,通过分层线性回归评估个体、ICU、医院和地区的影响。场所入组ICUs为加拿大的PICUs和三级NICUs。对象入组受访者已在参与研究的ICUs内工作3个月以上。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从31家医院中确定了54个符合纳入标准的ICUs。49个(91%)加拿大NICUs和PICUs提供了2 852份完整回复,应答率为45.2%。多数受访者为护士(64.9%)或来自NICU(66.5%)。中位MDS-R评分为79(52,113)分,997例(34.2%)的受访者MDS-R得分≥100分,234例(8.3%)受访者强烈认同工作引起的严重道德困境。护士的中位MDS-R评分为85(57,121)分,比内科医生高19分,比呼吸治疗师高8分(P<0.001)。ICU工作年限<1年者MDS-R评分为53(35,79)分,工作30年以上者MDS-R评分升至83(54,120)分(P<0.001);22.5%的受访者报告高度去人格化,这与道德困境有关(P<0.001)。MDS-R评分的变异性个体因素占92%,医院因素占5%,ICU影响占1%。参与可能有缓解作用的医院支持活动的频率对MDS-R平均值影响很小(<10分)。结论道德困境常见于儿童ICUs临床医生。解决道德困境需要针对高危群体的个体化干预措施。
简介:摘要目的量化NICU和PICU临床医生的道德困境,并确认相关因素。设计对在NICU或PICU中工作的临床医生进行全国性横断面调查。采用道德困境量表修订版(Moral Distress Scale-Revised,MDS-R)和自我评定法评价道德困境程度。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问卷子量表评定去人格化。受访者报告参加6项可能有助于缓解一线员工道德困境的医院支持活动中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通过分析受试者特征比较预后,通过分层线性回归评估个体、ICU、医院和地区的影响。场所入组ICUs为加拿大的PICUs和三级NICUs。对象入组受访者已在参与研究的ICUs内工作3个月以上。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从31家医院中确定了54个符合纳入标准的ICUs。49个(91%)加拿大NICUs和PICUs提供了2 852份完整回复,应答率为45.2%。多数受访者为护士(64.9%)或来自NICU(66.5%)。中位MDS-R评分为79(52,113)分,997例(34.2%)的受访者MDS-R得分≥100分,234例(8.3%)受访者强烈认同工作引起的严重道德困境。护士的中位MDS-R评分为85(57,121)分,比内科医生高19分,比呼吸治疗师高8分(P<0.001)。ICU工作年限<1年者MDS-R评分为53(35,79)分,工作30年以上者MDS-R评分升至83(54,120)分(P<0.001);22.5%的受访者报告高度去人格化,这与道德困境有关(P<0.001)。MDS-R评分的变异性个体因素占92%,医院因素占5%,ICU影响占1%。参与可能有缓解作用的医院支持活动的频率对MDS-R平均值影响很小(<10分)。结论道德困境常见于儿童ICUs临床医生。解决道德困境需要针对高危群体的个体化干预措施。
简介:摘要:相火论是朱丹溪的核心学术思想。相火是维持人正常生理活动的必要条件,肝肾之阴是其物质基础。相火妄动消耗人体元气、阴液,而相火妄动之由在于“心”,治病求本,治病先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医学生生命道德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生命意义感和共情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生命道德感量表、生命意义感问卷、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和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对潍坊医学院721名医学生进行测查。通过SPSS 22.0对所得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使用PROCESS宏程序检验生命意义感和共情在生命道德感与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生命道德感、生命意义感、共情和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r=0.24~0.56,均P<0.01)。生命道德感通过三条中介路径影响医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效应值=0.11)占总间接效应的57.89%;共情的中介效应(效应值=0.06)占总间接效应的31.58%;生命意义感和共情的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0.02)占总间接效应的10.53%。生命意义感和共情在生命道德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医学生的生命道德感可以分别通过生命意义感和共情间接地增强其亲社会行为,并且生命意义感和共情在生命道德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