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凸显知识的精神特质,而且凸显知识生产特质、实践特质和规范特质。多元的大数据主体使知识更加复杂,数据的主体多元性在客观上要求数据共享,而实现大数据共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数据的主体多元性使大数据仓库的客观性越来越复杂。关联的网状大数据彰显知识的客观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的客观性不仅来源于关联的大数据形态,而且来源于经验世界的大数据、主体与经验世界关联的数据、主体问数据的客观实在。强语境依赖的大数据彰显知识的相对性,基于大数据知识表征依赖大数据产生的时空语境,基于大数据知识应用具有应用空间的相对性。大数据知识的实践应用彰显知识的社会规范性,应遵循客观性、公有性和社会性及技术层面、组织层面的制度规范。基于大数据的知识表征不仅彰显大数据工具的个性特征,而且具有普遍知识的本质特征,是对人本主义和外在主义知识论的超越,是关联分析和因果分析的辩证统一,并具有实践意义。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将为社会带来彻底转变,大众生活的不同层面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数据亦同时在挑战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固有道德概念的适用性,并为社会带来新的道德争议。由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所产生的"互联状态"(theconditionofinterconnectedness)及其可能对道德责任带来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是未来大数据伦理的重点;如"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这两种行为,它们在大数据技术时代从"涉己行为"(selfregardingacts)转化成"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acts),这一转变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道德责任。
简介:《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马克思1864年上半年撰写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的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分作三节,阐明的核心观点和基本问题是,孕育着剩余价值的商品作为资本直接生产结果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资本的生产过程向资本的流通过程过渡的中介关系。马克思对资本直接生产过程结果阐释表明:不仅生产过程的物的条件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物的条件的特殊社会性质也是如此;直接生产过程是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裂为两极”趋势,为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虽然没有收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但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从直接生产过程结果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出的探索,无论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还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历史与当代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简介:荣格通过收集大量的人类经验材料,用深邃的智慧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心”之整体,其集体无意识、原型、人格发展理论不仅构建了一个新的人格理论体系,其心理学影响更延伸至艺术、宗教、人类学、医学、文学等领域。佛教唯识学是印度大乘佛教兴起后出现的理论体系,它在原始佛教理论的基础上对心识进行了更加系统精致的分析,从而成为瑜伽行学派实际修行的理论指导。通过对心识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唯识学同样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心”的整体,并且其中很多观点能与荣格的心理学沟通。本文主要是对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和佛教唯识学理论进行分析与比较,在沟通中探索差异,从而为当代心理学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灵感资源。
简介: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式,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首要问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根植于深厚的唯物辩证法,即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社会矛盾并深刻阐明其运动发展的规律。本质论中的五个本质规定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各层次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三个原则: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须以生产力的一定解放和发展为基础;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简介:为考察地震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潜在症状结构,本研究采用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和儿童抑郁量表,对汶川地震一年后的746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利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竞争模型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包括侵入性、回避性、麻木性、精神痛苦性唤起和焦虑性唤起等5个症状的PTSD精神痛苦性唤起模型显著优于DSM-IV的PTSD模型、4维情感麻木模型和4维精神痛苦模型。效度分析的结果发现,PTSD精神痛苦性唤起模型具有良好的外部区分效度。所有结果均表明PTSD精神痛苦性唤起模型在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以作为判定震后青少年PTSD症状的有效标准。
简介: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共产党自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不变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数据分析为基础,以2012—2017年中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的现状为考察对象,本文发现,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呈现了两个特点。在贸易总量以及贸易总金额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表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贸易进出口对象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地域对象是亚洲。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亚洲,走向亚洲,克服贸易逆差,本文从情感的视角分析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情感挑战,并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了可以帮助中华文化更好、更顺利地"走出去"的情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