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宗教文本的翻译者,谨小慎微、力求精确地在向另一种语言传达被信徒视为的神圣之言,以免改变其意义或意图。然而,对于诠释和翻译之本质的多学科研究却表明,这往往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通常,一个人对于自己所读到的内容的理解,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读者特定的情况有所变化的。每一个读者或翻译者都在与文本之间产生特别的对话,这对话是自发的,或者是根据读者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具有独特性的。因此,翻译者超越了传统语文学的界限,进入了诠释学的范畴,从诠释的客位视角转为主位视角。文本的对话属性已为巴赫金和伽达默尔等人指出。贝克尔的"动态语言"理论亦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对于翻译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当代语言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上,我们将探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本文将探讨宗教文本的对话性、启发性和转变性特征及这些特性对于此类文本的翻译有哪些启发。
简介: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
简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兴起了对中国的传教热潮,有大批的传教士涌入中国大陆。有的传教士来华后往返于各大城市间,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仆人和随从前呼后拥,走上层传教路线;而有的传教士则不顾身家性命地奔赴中国最偏远、最落后、"混沌未开"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教。在这一传教过程中,无论是在城市的传教士还是在山村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教士都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文化间碰撞和调适的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化比较法,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因素着手,分析了基督教与黔西北石门坎地区的大花苗文化在调适中的张力,以及双方在这一调适过程中留下的一些问题。最后,本文对石门坎大花苗的基督教信仰提出了质疑,认为基督教信仰在石门坎大花苗地区的潮起潮落现象,和已信仰基督教一百余年历史的石门坎大花苗至今仍处于极端"落后"的景况,除了诸多客观因素之外,与他们从自身的自卑文化出发去理解基督教本质信仰而形成的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一个民族的发展与其自身的文化形态是有密切关系的。
简介:席勒说过“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①可见,“游戏”不仅是一种嬉戏的活动,它与某种严肃的东西有着本质的关联.历来学者们对“游戏”的读解、定义有不尽相同的路线和立场,但一般都承认“游戏”具有自由的活动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特征.“游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存在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类似”,而不是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单一性.这就在方法上为本主题的研究预设了某种规定:禅风中的“游戏”具有一般游戏意味的特性,而又不能完全从同质性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必须充分关注到禅宗特有的文化脉络和其游戏活动的异质性面向.②“游戏”通常是中国禅师们用于表示他们乐道和悟后禅悦自在的一种方式.这种看似教行不拘的作风,背后却含蕴了深秘的意味.
简介:近年来认知科学领域关于学习问题的研究颇为关注重新探索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帮助学生找到可操控性强的有效学习策略,真正实现有效学习。三项经典研究的进展体现了这一研究趋势:一是学习时间间隔的动态分配,相比较于传统的学习时段分配.适当扩大各学习时段的时间间隔可使学习结果的保持更为长期有效(学习间隔时间控制在测试间隔时间的5%-10%左右是最佳的);二是不同学习事件的交错式安排,相对于批量式安排,学习事件的交错式安排可极大提升学习效果。三是提取练习对知识识记的作用,研究发现提取练习相比较于其它学习事件(编码)可更为有效地促进学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三方面有关研究均发现,学习者所觉知的许多学习策略很可能是次优的甚至是低效的.对其加以纠正将有助于实现有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