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反讽往往因与修辞相涉而被理解为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形而上学的意蕴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反讽理论在其得以产生的原初形态中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进而延至现当代,反讽始终秉持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传统,但在其理论逻辑的衍化中却始终自享着与形上之思难以厘界的关联。在长时间遗忘苏格拉底反讽理论的哲学旨趣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又再次赋予了反讽以哲学、美学、艺术与诗等规定相互交融的多重意义,而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的视域超越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含混界定,他将反讽理解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这就将反讽提升至了纯粹的哲学层面。美国学者维塞尔虽无意承接克尔凯郭尔所规定的反讽的实践性,却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别出心裁的阐释中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内在意蕴的提升过程。
简介:这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勒兹(GillesLouisRénéDeleuze,1925-1995)运用自己的"欲望哲学"重新解读康德的三大批判的尝试。在这种眼光下,康德的先验方法就是从人的各种先天机能,包括认识机能(感性、知性、理性)和欲望机能(低级欲望和高级欲望)构造出人的生活经验,这些机能是一切表象的源泉。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是把认识的先天原则归结到主体的先天的立法机能,但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把这种先天机能与后天机能结合起来?单凭先验的图型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把第三批判中的"共通感"引入进来才能解释这些机能的相互和谐。知性和理性的机能后面隐藏着的其实是欲望机能,这就是《实践理性批判》所讨论的问题。纯粹实践理性为自由立法,这同时也使它成为知性在理论上为自然立法、在实践上为道德律建立类比"模型"的决定性根据。而理性与知性的后面这种相互配合一致同样也立足于理性本身的"道德共通感",纯粹实践理性的三大悬设都是通过这种道德共通感,特别是其中的想象力而现实地作用于感性自然的,想象力为自然界设定了终极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辨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在《判断力批判》中,加入了一种比一般感性机能更高的情感机能,这就是体现为审美判断力的鉴赏机能,它既不关思辨的兴趣也不关实践的兴趣,仅仅表示各机能活动的主体性条件。但它与所有其他机能都相关,构成它们的相互协调活动。而这种自由协调活动虽然是超功利的,但它本身具有某种理性的兴趣作为自己的原则。所有机能的未决定的超感性统一体和从其中抽引出来的自由的和谐是心灵中最深的部分,它准备了那最高尚的东西的到来即欲望机能的至高地位,并且使得从知识的机能向欲望的机能之过渡成为可能�
简介:本研究探讨不同领域的规则(安全领域规则,个人领域规则)和不同的规则提出者(成人权威,同辈权威)对儿童判断的影响。研究考察了48名4~7岁的儿童在道义推理、奖惩判断、愿望理解和行为判断的发展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直到7岁儿童才能根据规则的不同特点做出不同的判断,7岁儿童预测更不应该违反安全领域规则,违反安全领域规则和成人权威制定的规则后应该受到更多的批评,而4岁组和5岁组儿童在不同规则情境下的判断没有显著差异;(2)各年龄组儿童预测应该给予表扬的数量在各情境下没有显著差异;(3)在规则与愿望相冲突时,高年龄组儿童比低年龄组儿童更多地报告主人公会坚持自己的愿望;(4)在预测主人公是否会违反规则上,各年龄组在不同规则情境下均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