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简介:韦伯对儒家合理性的判断是含糊的。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有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儒家文化有认知合理化潜力,但他没有考察儒家文化的伦理合理化。分析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概念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即经验普遍准则的确立或知识论证之主题和主客体关系之预设。不同社会学合理性其预设和知识性质不一样。既有主客对立和客观知识的对客观世界认知取向的工具合理性,也有主客对立和外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伦理取向的形式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还有主客统一和内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伦理取向的交往合理性。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天人合一是其预设;重内在主观知识,轻外在客观知识是其特点。伦理文化缺少主客对立,无法建立客观知识和外在规范知识,客观世界的认知合理化和社会世界的客观伦理合理化潜力低;但其建立起主观的内在规范知识,具有一定的主观伦理合理化潜力。儒家文化在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都具有合理化潜力;且由于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得以实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分别在认知和伦理上合理化潜力高,但直到宗教改革赋予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潜力才得以实现。
简介:作为20世纪深切关注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对二战的挑起者德意志进行了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由此激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对理性毁灭的深层思考,并对风云变幻下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崇高使命发出呼吁。首先,通过考察具有代表性的德意志历史图景,把人类理性的变幻还原到历史原貌中展现,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感揭示出德意志复兴历史中的民族精神的分裂。其次,我们不仅要从卢卡奇那里寻找理性毁灭的社会根源,还要把理论视野拓展到后继者的研究文本中,包括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人物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侧重于从大众的性格结构、心理趋向、人的自由等方面揭示理性毁灭的深层根源。最后,我们要关注知识分子对理性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