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新生儿病房以"新生儿和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理念"(IFCDC)八项措施的开展情况。欧洲专家组在2018年制定了八项护理措施,定义了以神经发育和家庭为中心的护理理念。方法通过调查西班牙所有三级医疗单位,评估每项措施的执行情况。若关于该措施的所有回复都是肯定的,则认为已实施了这项措施。结果总体回复率为84.5%(65/77)。没有一个单位执行了全部八项措施。21.5%的单位执行了措施1(父母自由进入NICU);措施2(心理支持)40%;措施3(疼痛管理)7.7%;措施4(NICU环境改良)29%;措施5(体位管理)84.6%;措施6(袋鼠式护理)67.7%;措施7(母乳喂养)23%和措施8(睡眠调节)46%。收治≥50例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的NICU中,至少做到了4项措施占31%,收治<50例VLBW的NICU中,这一比例仅有13%(OR值:3.0;95%可信区间:0.9~10.1,P=0.07)。结论执行率最高的护理措施是新生儿体位管理,疼痛管理是执行率最低的措施。治疗VLBW数量多的NICU更能执行较多的护理措施。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旨在调查英国早产儿代谢性骨疾病(MBDP)的诊治现状。方法在英国所有新生儿网络内开展全国性调查,小儿内分泌科医生作为对照也包括在内。加权平均值用于比较筛查和诊断方法的相对重要性(1表示不重要,5表示完全有必要)。结果53个新生儿病房中69位参与者做出回应。新生儿科医生认为血磷和碱性磷酸酶水平在筛查(加权平均值分别为4.5和4.6)、诊断(加权平均值分别为4.1和4.5)、监测(新生儿科报道为93%和97%)MBDP中显得极其重要。这一结果与小儿内分泌科医生类似,但在筛查、诊断和监测方面,他们认为血浆甲状旁腺激素(PTH)水平更为重要(每项P<0.001)。内分泌科在MBDP治疗中补充磷酸盐的比例显著低于新生儿科(62% vs 99%)。结论新生儿科医生未能将血浆甲状旁腺激素这一指标充分用于筛查、诊断和监测,以指导MBDP患儿的适当补充。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国家级性病监测点医疗机构开展性病实验室检测能力的现状。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105个监测点内医疗机构性病实验室检测方法开展情况,计算各检测项目的比例、比较其差异。结果752家医疗机构开展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比例分别为97.5%(733/752)和91.4%(687/752);淋球菌培养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T)核酸检测的比例分别为48.4%(364/752)和23.4%(176/752);单纯疱疹病毒2型(HSV-2)和人乳头瘤病毒(HPV)各检测项目的比例均<40%。其中,省、地市及县区级医疗机构开展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比例均>90%,开展淋球菌培养的比例分别为66.9%(83/124)、46.9%(197/420)和47.4%(82/173),开展CT核酸检测的比例分别为29.0%(36/124)、25.0%(105/420)和19.7%(34/173)。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梅毒与淋病检测项目、CT核酸检测的比例高于民营/合资医疗机构,皮肤性病专科医院高于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华东和中南地区监测点开展性病检测项目的比例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西北地区最低。结论我国性病监测点医疗机构已普遍开展梅毒血清学检测,但淋球菌培养、CT核酸检测开展不足。不同级别、类型和经营性质的医疗机构开展性病检测项目的比例不同,不同地区性病检测发展不平衡。应加强淋球菌培养、CT核酸检测的能力建设,加强基层、民营/合资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医疗机构性病检测能力建设。
简介: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我国新生儿脐带结扎(UCC)现状及实施延迟脐带结扎(DCC)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我国华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和东北7个地区中,以2∶1比例随机抽取2~3个省,共计16个省的126家医院。以这126家医院工作的新生儿科医师、产科医师及助产士/师为调查对象。本研究自行设计《新生儿娩出后脐带结扎方式调查问卷》(以下简称为《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①被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②被调查对象对DCC的认知程度;③被调查对象认为影响DCC实施因素等。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结果①最终回收《调查问卷》为5 005份,其中,来自综合性医院的符合填写要求《调查问卷》为2 280份(45.55%),妇幼保健院为2 725份(54.25%)。5 005份《调查问卷》中,由助产士/师、产科医师、新生儿科医师填写分别为2 253份(45.01%),1 541份(30.79%)和1 211份(24.20%)。②回收的5 005份《调查问卷》中,知晓DCC相关知识者为4 325位(86.41%),实施者仅为921位(18.40%)。③被调查者主要从专家讲座(62.87%)、科室规范(53.50%)、文献检索(42.94%)和国际指南(40.00%)等途径获取有关DCC相关知识。④对DCC实施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院类型(OR=0.530, 95%CI:0.355~0.837,P=0.006),医院等级(OR=0.450,95%CI:0.364~0.556,P<0.001),分娩方式(OR=35.772,95%CI:20.753~61.660,P<0.001),是否早产(OR=3.914,95%CI:2.178~7.033,P<0.001),认为操作是否便捷(OR=2.577,95%CI:0.001~0.014,P<0.001),是否有科室规范(OR=1.187,95%CI:0.767~0.838,P=0.015)和认为能否便于新生儿窒息复苏(OR=0.021,95%CI:0.010~0.142,P<0.001)是DCC实施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目前,临床工作者对DCC的知晓率高,但实施率低。临床实施DCC的影响因素较多,在中国建立明确的实施DCC指南或专家共识,对优化产科新生儿分娩的UCC临床实践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