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距离上一次较大修改仅时隔六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征询意见稿已经出台。草案共有二十四条,其中新增的内容包括了近年来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注热点,即与新建的监察体制的衔接、速裁程序、缺席审判、认罪认罚的从轻处罚、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值班律师制度。在促进司法改革措施落实的同时进一步保障被告人和嫌疑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基本权利,体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公正原则。

简介：毫无疑义,当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以下简称“刑诉制度”)发展与相关研究直接发轫于改革开放。中共中央1978年12月提出改革开放,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旋即出台即是证明。可以认为,当代中国刑诉制度的建设和研究由此步入正轨。换言之,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和研究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伴而生的,那么,经过40年的变化和发展,中国刑诉制度形态与研究道路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其间有何值得反思和总结之处?这一系列问题亟待回答,笔者拟结合个人研究经历作一初步解读。

简介：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具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自此,辩护律师便开始在公诉介入以后出现,另外,2013年新刑诉法扩大了辩护律师的相关权利,如调查取证权、会见权和阅卷权,本文主要对刑诉中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进一步的探讨,并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建议。

简介：监察调查本质上是刑事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没有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监察法》是一部具有复合性质的法律,其中调整对职务犯罪监察程序的内容具有刑事诉讼法性质,与《刑事诉讼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立案管辖、监察调查以及案件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是两法适用中的三大程序衔接问题。监察委的管辖范围与刑法、刑诉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范围不同,应通过列举具体罪名的方式明确其管辖权限;在并案管辖问题上,应避免监察委管辖权的不当扩张,以防止相关参与人的诉讼权利遭到克减。在调查过程中,留置是监察委唯一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律师参与权既然无法律明确禁止则不应无故限制;在证据收集合法性问题上,监察委应遵循刑事诉讼法规范的具体要求;其在调查过程中的行为合法性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检察院对强制措施的审查工作应在移送前完成,并在移送时执行相关决定;在退回补充调查过程中,监察委应以《刑事诉讼法》为行为依据,不得重复留置;检察机关应依照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起诉,克服对不起诉的畏难情绪,对未达到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被告人在自愿认罪的基础上与检察机关就量刑展开的协商,是量刑情节的一种,其与自首、坦白量刑情节可以累加适用,但吸收了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这一量刑情节。侦查机关不应该是该制度的适用主体,如何保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该制度得以顺畅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应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降低审前羁押率,适用的罪名限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罪名,刑罚限于有期徒刑、拘役,法庭审理的重点在量刑而非事实认定。

简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保护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目前的法律和执法条件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还有不足之处,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去哪里保证程度和保障范围上仍待完善。本文对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中的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建议。

简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刑事诉讼中运用高科技手段收集证据、分析整理海量个人数据等无疑为相关机构提高侦查和办案效率带来了技术支持。为案件处理的需要,有时难免会利用国家公权力过度收集运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可能会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造成冲突。在刑事诉讼中,不法搜检、扣留、截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受到限制,相应的侦查行为需要得到司法允许。因此,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必须以法律为前提,正当诉求的制度才具有可行性。在高科技环境下,刑事诉讼领域的个人信息运用规则的与时俱进应该引起关注。

简介：摘要如今我国设立了证据开示制度，这在我国提升法律全面化、民主化、公正化中有着重要意义。证据开示制度保障了各类证据的公开性，囊括了维护证据真实性的能力，确保广大群众能及时了解案件真实性。同时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审问方式开始由审问式向抗争式转变，也能够充分展现出现阶段证据开示制度对于我国刑事法律的重要程度。但怎样处理好证据开示，将在此文章有充分的叙述。

简介：摘要想要维护民事诉讼法律的秩序，确保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就应该建立一个秩序制裁和实质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法律责任体系，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根据我国国情、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的对民事诉讼法进行调整，不断提高其适应性和有效性。要想真正提高民事诉讼法律责任制度的有效性，则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民事诉讼法律责任概念的理解，掌握其实施的意义，把握其主要内容，并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简介：摘要随着“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试点工作展开，实体操作过程中需要明确“认罪认罚”的适用范围，对于认罪认罚的适用范围学理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方认为认罪认罚宽制度的范围应包含所有的案件；另一方认为出于对司法公正公正的追求，范围应该有所区别限制。这个问题应该做到循序渐进，从范围有所限制到全面适用过渡。同时在参考英美抗辩交易制度时，还应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加以选择性吸收。相比较于西方成熟的制度，我国“从宽”裁量范畴模糊，“从宽”范围的明确能有效规避裁量权的滥用。从“程序从简”和“实体从宽”角度分析，以期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日臻完善。

简介：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体现。目前中国还没有明确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法律制度规定,相关的理论和司法实践还处在探索发展阶段。结合中国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发展现状,应当在赋予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法律主体地位,明确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设置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程序规则以及完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相关法律制度,不断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简介：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内部司法鉴定一直未能与侦查鉴定相区分,出现了＂自侦自鉴＂＂侦鉴合一＂的乱象,这对最终鉴定意见的公正性、客观性造成了不利影响,严重制约了司法的公正及公信力。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内部侦鉴分离应作为加强现代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而被采用。结合法律的基本原理与国外成熟的经验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侦鉴分离制度,即侦查与鉴定的相对分离而不是绝对分离、职能或机构的分离而不是机关的分离。

简介：秦朝创立了一套具有完善体系的封建法律制度，被后世大多数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并继承发展。秦朝法律中明显以法家思想为主要思想，注重权势与法律的结合，其中包括法律的行政、民事、刑事、司法等内容，有独特的适用原则，形成了封建体系下具有鲜明特征的封建法律制度。

简介：大数据侦查已经广泛运用于侦查实践,由此带来的大数据证据效力问题并未得到刑事诉讼证据理论完整、权威的解释。判断大数据证据的效力,首先,要从获取大数据的侦查行为上判断,只有依法定程序实施的大数据侦查行为,才是取得大数据证据的合法途径。其次,要从证据的形式上审查,只有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求的大数据才能作为“呈堂证供”,目前只有电子数据和鉴定意见两种大数据证据形式,立法应当赋予其他基于大数据的“衍生证据”以诉讼证据的地位。再次,从证明力上审查,只有符合证据真实性、相关性特征的大数据证据才能作为诉讼证据。不能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释的大数据证据不具有证明力,“鉴定或检验”可以成为审查判断大数据证据证明力的主要方式。

简介：摘要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领域里的重要理论问题。学者们根据的国情，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进行了改造，形成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论流派一面关系说。两面关系说；三面关系说；法律状态说；多面关系说。笔者根据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为依据提出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多层说观点。

简介：摘要由于我国立法以及其他制度层面上的不完善，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分析其问题入手，试图探究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有效机制。

简介：对“另案处理”这一法律概念下定义必须遵循“被定义概念=种差＋属”的逻辑方法,同时也要在形式上选择区别于其他概念的特征,在内容上负荷刑事诉讼公正、秩序、效益的价值。另案处理适用于所有的诉讼阶段,适用的案件类型包括共同犯罪案件和其他非共同的有牵连性的案件,且只能对人适用而不能对“事”进行另案处理。另案处理的属概念选择“刑事诉讼处理方式”更为合适。

简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研究》一书是针对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进行研究的专业书籍。伴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全球各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建立低碳经济的法律制度是推进低碳经济模式践行实施的必然举措。该书针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分析了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基本构成，参考了西方国家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分析了我国建立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当前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情况和存在的不足，并就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建立与优化提出了相关建议。

简介：摘要彩礼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虽然已经由传统的婚姻缔结必经程序演化为非必经程序，但在婚姻缔结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处理彩礼纠纷方面的法律尚不健全及模棱两可，但民间却形成了一套处理彩礼纠纷的习惯，彩礼纠纷所适用法律的完善应将习惯融合其中，以提升该领域法律的司法适用性。

简介：为了完成我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政府当下的财政压力和债务风险,并满足社会公众对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需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被大力推广,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该模式引入了农业发展领域。对现有的PPP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PPP立法存在缺乏针对PPP项目的专门立法、相关政策相互矛盾以及法律效力层级低等三大问题,无法为PPP项目的运行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要推动PPP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更好地发展,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务之急就是在现有PPP政策法规基础上,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一套完整的PPP法律,从立法层面为PPP项目提供保障和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