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下叙事现场中,有一些被称作“乡土80后”的青年写作者,他们笔下的乡土世界,隔着万水千山、隔着迥异的人文风俗和地域风情,面目清晰又个性独特。但他们在面对故乡的时候,尽管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却也的确集中呈现出一些共同点:在其笔下,渐渐勾勒出一种溢出现代化视域、自在的乡土社会。比如近年来创作活跃的甫跃辉、郑小驴、马金莲、宋小词,比如这篇短文中要讨论的青年小说家——曹永。初读曹永,是令人惊艳的《捕蛇师》,关于民间一种神秘而罕见的“招蛇术”的讲述,渲染着乡村神秘文化的符号意义和仪式感,展现了贵州边地独特的乡土传奇景观和传统崩塌过程中的世道人心。而后又读到他的《愤怒的村庄》《红骨髓》《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等作品,曹永的叙事轮廓在我心里逐渐清晰起来:大山深处的“野马冲”“迎春社”,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描摹中,自然而然勾勒出贵州边地那相对封闭安静的乡土世界里最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现实图景。同另一位贵州青年作家肖江虹相比,曹永的叙事着力点不似肖江虹那般乐于展示地方乡村经验中内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内在价值和内在趣味,他往往落笔更狠,更愿意撕扯开边地奇观背后凛冽甚至残酷的人性真相。
简介:新形势下,'一带一路'的提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让陕西文学产生出蓬勃的生命力。2011年,缮写文学海外推介计划编译出了英文版《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这些文学作品推介的过程中,当局的翻译组织,译者的选择,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翻译的出版商等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的质量及译文的发行范围等产生影响,而这些都属于翻译伦理研究的范畴。因此,本文以翻译伦理理论为指导,通过对陕西文学作品外宣的现状进行分析,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以路遥的《姐姐》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译者翻译策略等以期能更好地把握市场导向,使翻译活动能够良性发展,让陕西的本土小说为更多读者所了解和喜欢。
简介:摘要 :在翻译这一活动过程中,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其他类型的符号,都参与意义的构建,从而实现信息传递的目的。在从一种语言文字到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中,对于某些类型的原文本,译者应关注的不仅有语言文字信息,还有除此之外 的文化传播。 人类自有文化开始就有传播在进行,传播促进文化发展,异语文化之间的传播属于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传播,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够实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异语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翻译必然是一种杂合的产物,把各种不协调的东西糅合进异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合物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不可通约性,既确立又破坏了文化身份。在各种程度的开放中,文化优越感或自卑感决定了如何形成和重新形成规范的翻译策略。由于翻译在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意义系统里运作以及阅读受到文化制约和寓意,翻译中出现了复杂的文化移入模式,极易生变却又持续不懈。对于不同文化而言,翻译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和换置。
简介:价值的实践性特质,使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人的幸福,必然立基于人类劳动(非异化劳动)之上。劳动是人的生存方式,劳动不仅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发展,而且使人在劳动这一“对象化活动”中实现自己;价值的主体性特征深化了“劳动幸福”的内涵,劳动是否幸福与主体的社会认知度、主体能力、理想、信念、格局等状况息息相关;价值的关系性特征,表明价值只有在主、客体的现实关系中才存在,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这一关系中的主体幸福感也会发生变化,并且主、客体现实关系的伦理性特征同样对“幸福感”具有重大影响。总之,在价值论视域中,“劳动幸福”是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及其二者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中被思考与认定的。
简介:摘要教师的发展对高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近年来教育工作者过于遵从理性,追求教师教学工作的效率,从而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依赖量化方法,使得教师的人文价值缺失,教师作为“人”的意义及价值被掩盖住了。本文基于人性假设中“道德学习人”假设视角分析其对教师发展影响的优越性及当下教师如何促进自身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