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糜公,自称“清懒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史》卷二百九十八《隐逸传》载,陈眉公自幼颖异,能文章,得到后来任首辅的同郡徐阶的器重;为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当朝宰相王锡爵曾招他与自己的儿子王衡一起读书;“文坛盟主”王世贞“亦雅重”之。可以说,如果有意仕进的话,陈眉公的确具有许多便利条件。可是,他却出人意料地在二十九岁时,焚弃儒冠,隐居昆山。顾宪成在东林讲学时,“招之,谢弗往”;朝中官员多次举荐,“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终生杜门著述,闲时与黄冠老袖登山临水,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明史》认为他“通明高迈”、“志尚高雅”,但也有人尖酸地讽刺他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蒋士锉《临川梦》)。本文拟从晚明“山人”心态这一角度切人,对陈眉公“隐逸”之举加以评析,以便通过这一典型个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晚明“山人”的人格以及作品。
简介:摘要: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中隐”是不起眼却又不可少的一支文化,它的不可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它是佛道文化发展影响下的产物;二是它的发展增添了隐逸文化的色彩;三是隐逸文化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是十分需要的。当今社会是个物质观念飙升的社会,隐逸文化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很多思想文化方面的缺失,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隐逸文化自魏晋以来就迅速的发展,衍生了不同类别的隐逸方式,这些隐逸方式也逐渐的被人们熟悉与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