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首先感谢贵协会及鲁宾诺·萨玛塔(RubinoSummartano)主席，你们敢碰《纽约公约》这样的大题目。国际仲裁研讨会上罕见此议题，或许人们认为此议题面太窄、太专，难于吸引大量专业人士，结果讨论局限于少数专家。然而该问题是国际仲裁制度的基石，使用人和倡导人研究该公约如何起作用和其规定能否兑现乃正常之举。作为《国际仲裁杂志》的编辑，促进对所有关于国际仲裁问题的广泛讨论，属分内之责，本人乐于为研讨会尽力。

简介：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关联行政的民事争议较一般的民事争议呈现出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审判实践中分歧较大,主要在于对关联行政的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及司法权可否介入的问题上。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的观点是:即并非违反行政法规的民事行为均为无效,司法应当适当介入到关联行政的涉外民商事纠纷中。既强化法院的审判职能,又尊重行政部门的审批职权,同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本文以一个争议判例("Erwin"案)为出发点,一审法院、二审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对该案中争议的意思表示性质持有不同观点,即该意思表示究竟是要式保证行为还是非要式债务介入行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行为模式决定形式要求。笔者通过与罗马法进行比较分析,引入"Titius"案,厘清形式要求的意义和目的,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形式要求独立于行为模式,以是否存在狭义上的自身利益为依据。

简介：强制执行公证正逐渐成为我国民事经济纠纷解决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撰写过程中,正值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银监会联合发文即“关于充分发挥公证书的强制执行效力服务银行金融债权风险防控的通知”,此可作为强制执行公证作用的一个最具时效的注解。这件文件作为一个符号,有可能预示着强制执行公证将日益引起法律行业的重视,不再像以往那样渴求“主流地位”而不能,如此我们公证行业更应对其进行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体系化的研究,方能雕琢成器经得起各方面推敲。本文选题即在于努力体现公证“精细化”研究之旨趣,但由于时间与能力所限,相关研究并未在学术意义上真正展开和进行,更大程度上只是提出问题,供业内同仁有兴趣者参考而已。

简介：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割裂被称之为"李斯特鸿沟",发展刑事政策在刑法实践中的运用是应然之道,其中要注意刑事政策运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平衡。本土语境下,刑事政策对刑法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刑法解释等方面,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政策与民意的冲突。如何对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运用进行规范和制约,在实现目标的同时,维护罪刑法定,维护法治与人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简介：《刑法》作为后盾法，应当尊重行政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会在犯罪行为形式上指鹿为马，不适当地扩张法网。刑法与行政法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因此“生而平等”，地位没有或者说不应有高下之分。制裁滥用刑法的行为，恰恰能够为充分发挥行政法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简介：刑民交叉案件成为司法实践中的棘手案件，除了案件事实本身的疑难复杂、前置性立法不足及执法不力外，刑法学理论的误导也难辞其咎。风险刑法观倡导预防的早期化、外围化、直接化和全面性，刑法反制理论、以刑制罪思想，冲击着由罪生刑的罪刑关系以及刑法保障法、制裁法和事后法的地位。其实，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是由民事的侵权或违约、行政违法亦或经济领域的不法行为演变而来，因此，需要从“二次性违法”理论切入确认违法性质和违法程度。只有当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才可能构成犯罪，而刑法介入的必要条件只能是前置法管控失灵。

简介：构建良好的未成年人非监禁化司法制度体系,对于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价值取向与国际的通行做法是一致的,就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然而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未真正建立起完整、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化司法制度。据了解,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本质原因大多为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而司法程序并不具有彻底解决此二类问题的功能。

简介：安徽省淮南市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各项建设工程尤其是涉及拆迁安置的工程越来越多,这些工程涉及到大量的拆迁安置问题,以前拆迁安置一直是政府部门和施工单位的烦恼事,不少的拆迁户也意见颇多.但现在的这些工程从开工到完成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因房屋面积丈量、补偿款的计算及发放等引起的严重上访事件,这是因为在这些城市建设工程中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为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独特地"减震器"作用,他们就是被誉为政府部门的好参谋、施工单位的好伙伴、拆迁户的贴心人的淮南市公证人员.

简介：民间金融活动是指民间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单位或个人为经济经营进行资金融通的活动。现阶段应加强金融行政立法,以规范相关活动,不能让刑法冲锋陷阵来弥补前置法的缺失和不足。民间金融活动中的非法集资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资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社会公众的资金(主要指集资诈骗罪),对其认定应强调行为人的诈骗目的;另一类是非法集资活动(主要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类行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也是目前刑法是否需要和如何进行介入的焦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界限,其中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犯罪对象不特定性"的规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