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尽管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十几年来穷人的处境却开始恶化。如果没有公平的宪政秩序,就不可能创建符合穷人利益的制度与公共政策,进而就不可能使穷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作为制度与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支出对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本文的分析表明,二元结构下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与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与密切相关。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较强时,可以通过不断减少对农村的支出比例,增加对城市的支出比例来促进穷人的收入增长:当穷人向现代部门的迁移能力不足时,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必须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支出比例来。
简介:青海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在青海进行“新农村建设”调研,可以发现西部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诸多矛盾,包括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农村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就业的矛盾、“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基层财政依赖转移支付的矛盾、农民储蓄与资金使用的结构矛盾、土地的生活保障与使用权转移的矛盾、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与责任监督的矛盾等,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要素流动和转移在市场化机制下不利于农村建设。根据调研,我们建议:1.西部地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在积极争取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的公共政策支持的同时,继续扎实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扎实推进教育、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转移,扎实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2.西部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直接的途径要依靠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要依靠支农资全稳定增长机制;3.西部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间接的途径要依靠市场机制和企业家通过资产经营和企业重组进行机制创新,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运行机制,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4。西部地区推进新农村建设,还在于解放思想,鼓励制度创新,促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转移。鼓励制度创新,促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合理流动和转移,要结合新农村建设中城镇发展新村规划和建设进行,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要结合工业化推进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要结合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进行。这些结合,具体体现为政策的配套和倾斜、激励机制的相互融合和促进。
简介:现有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属于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不可能持续。对此,本文在以前结构转换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通常使用的索洛增长因素核算方程中隐含的效率提高类型与实际不符,由此可导致严重低估实际的综合效率提高;而由KlenowandRodriguez—Clare(1997)发展的核算方法才是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的正确方法。然後对以此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测算的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据此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效率提高型快速增长,综合效率提高作出了主要贡献,要素投入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比重较小;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同于改革前,後者的特征被再次证明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第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教育和科研开发的贡献属于成长中的因素。所以,也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常规增长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