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的证据立法必须达到四个目标：内容上是良法；形式上简洁、统一；实施过程富有效率；实施结果得到普遍遵守。通过分析上述目标的实现途径和考察国外的证据立法模式，我国应当采取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充实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模式。

简介：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刑罚权实现的必要路径。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以及刑罚执行、变更中存在的种种不当行为,反映出监所检察权在配置和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监所检察权亟待强化。对监所检察权法律定位理解上的偏差是导致监所检察职能相对弱化的原因,尽管监所检察表现出若干行政行为的属性,但监所检察权的本质只能是诉讼监督权,而非行政检察权。科学、合理的监所检察权配置是监所检察权有效行使的基础和保障,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实践中监所检察权在权力配置上不甚完善,存在诸多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制约着监所检察权的正常行使,影响了监所检察权运行的效果。针对监所检察配置和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探究监所检察权优化配置的合理路径,尽快改变当前监所检察权被弱化、虚置的现状。

简介：<正>检察机关举报中心普遍建立后的三年中,共收到举报线索110万件;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总量相当于1982—1988年七年的总和;其中64％的贪污贿赂大案要案源于举报。事实证明,举报制度已成为检察机关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来源的主渠道,它的建立为检察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要保持反贪污贿赂斗争的良好势头,正确处理举报

简介：

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刑法确立的受贿罪由于规定本身的不科学性，导致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要求，将动用行贿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纳入不正当利益范畴进行评估，对受贿罪的主观形态应肯定存在间接故意，以数额确定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的模式存在较多缺陷，建议对受贿罪的刑罚处罚应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标准体系，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简介：<正>1991年4月9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进行民事诉讼监督作出了几条具体的规定。它标志着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行政、民事三大诉讼全面监督已经开始起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检察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必要对现阶段民事诉讼监督的具体属性及特点,如何实施和前景作些

简介：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简介：检察机关开展电子证据鉴定工作意义重大，面对的问题也很复杂，通过检察机关的探索，寻求解决办法，为电子证据的认定、法律定位、鉴定程序打下基础。

简介：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逐步推行，轻刑化的刑罚原则会逐步确立，为使轻刑化刑罚原则能真正被长期受刑罚报应观念的民众所接受，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配合至关重要，它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和谐、司法文明的象征，研究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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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对盗牌索钱行为的刑法评价，有盗窃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敲诈勒索罪等几种观点。基于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的构成要件理论，运用法律解释方法进行详实的分析和讨论，论证出此种行为既可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亦可构成敲诈勒索罪。并基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充分评价原则，运用牵连犯理论，对敲诈数额达起刑点的应实行二罪并罚。

简介：有效惩治犯罪与避免伤害无辜，是刑事法治永远讨论不断的话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这种价值追求、现实选择与制度平衡的一个缩影，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遇到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制度问题的一个体现。关于“保护贪官”存在合理性的责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两弊之衡取其轻的功利选择，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贪污、受贿等罪的兜底性规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面临“涉罪无辜”正当性的质疑，问题在于制度不足。因此，建立保证本罪正当性的“前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必要的。

简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两年改革试点期限届满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在原试点城市继续实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先行探索，①在试点路径上具有承接关系。就立法取向而言，诉讼效率在正当程序和犯罪控制模式下具有独立的品格，但在规范层面上尚未突破“简易之简易”的藩篱，以审判阶段速裁为主线的改革思路不利于刑事诉讼效率的整体提升，在试点期间出现了内外因动力不足、被告人诉讼权利被约束、值班律师职能缺位、量刑优惠欠规范化等问题。应探索构建全流程刑事速裁制度，使公检法司各机关的办案职能与案件流转符合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效率要求；研究构建程序选择权、知悉权、法律援助强制介入、量刑优惠规范化、证明标准差异化等，塑造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独有的立法和司法品格，以此作为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