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本文以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绩效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简介: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31个省份的区域特征数据,研究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劳动力个体及家庭异质性对其流动中公共服务偏好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与劳动力转移正相关,劳动者除了追求经济收益外,更倾向于流入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个体特征中,受教育程度强化了劳动者流动中对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偏好,而年龄因素只对地区教育水平敏感,且随着年龄的上升,影响效果减弱;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下子女数和家庭教育支出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对教育水平的偏好,而家庭老人数和家庭医疗开支提高了劳动者向高医疗水平地区流动的几率。这表明外来人口在平等享受流入地公共服务方面初见成效,然而劳动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背负着让个人及家庭享受更好教育与医疗的使命。为此,政府应增加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其覆盖率和可及性;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劳动力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流动中的制度障碍;完善流动人口档案,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社区医院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作用。
简介:该文通过分析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土地制度的缺陷,对未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安排做出了新的设计,即:近期农地制度的改革和未来农地制度的再创新———土地国有家庭永包单户继承的家庭农场制度。
简介:本文从家庭责任制的产生入手,分别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后的不同历史背景,探讨了这一制度的产生、地位和优缺点,揭示了这一制度从公有产权必需的实施机制、到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影响农民收入的制度根源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借以证实:家庭责任制和农民收入问题,天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家庭责任制的影响,是研究农民收入问题不能再回避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有产权需要自己的实施机制,而家庭责任制正是合作化后最好的、最合适的;作为一种基本经济制度,家庭责任制曾经带来了明显的经济绩效,但由于其内在的制度缺陷不可避免地逐渐放大,这一制度的经济绩效势必要逐渐降低,以至沦为影响农民收入的制度根源。这其实表明,任何制度安排都不是“长生不老”的,为了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家庭责任制也会有被替代的一天。也说明中国农村的改革不仅要配套进行,而且改革将没有终止的时候,就像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历史那样。
简介:在新时代对老龄工作提出创新思路新要求的背景下,“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在农村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大潮中应运而生。“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具备居家式的养老环境、电子化的个人基本信息系统、全方位的监控体系、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信息系统、全方位赋能的社交网络等独特优势,为进一步满足现代农村老年群体需求提供了新契机。面对农村老年群体家庭养老模式的巨大需求,应当充分利用国家、地方提出的一系列倡导发展“互联网+”养老产业的利好政策,克服“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中存在的养老数据库未建成、健康监控体系配套待健全、系统安全需规范等不足,直面边缘化老人福利、规范化养老产业、专业化服务人员等行业挑战,从制度立法、财政支持、配套设施、企业研发、慈善力量入手,构建完善的“互联网+”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以弥补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之缺陷,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之功能。
简介:利用广东省5个地区(乡镇)2389户农村家庭调查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家庭基本特征中,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显著影响;在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因素中,家庭收入年结余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转化影响显著;在外部条件因素中,对理财产品的了解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显著影响,接受理财教育与农村理财机构数量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影响显著,家庭有无介入互联网及亲朋理财情况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转化影响显著。政府与金融机构应分别从农村金融基本服务制度与产品服务创新等路径进行调整,以促进农村家庭理财转化。
简介:人的思想观念素质之所以是人力资本的内容,是因为其同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要素一样,总是依附在人身上,与人身不可分离;并且其通过支配人的行为,进而使人获得或失去经济机会(经济机遇),最终促进或阻碍家庭脱贫致富、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人口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新时期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并用,即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福利、旅游等反贫困措施,也要重视基于贫困者自身思想素质提高的“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农村思想反贫困就是要大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农村思想反贫困是“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