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60年前,和平之神再次降临欧洲大陆。灾难结束的日子,值得全人类永远铭记。那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使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血腥,尽管发起战争的狂人自饮了失败的毒酒,但那5000多万无辜的灵魂已不能复生。今天,人们用隆重的仪式纪念正义对邪恶的战胜,然而——纪念,决不仅仅是再一次温习60年前胜利的欢欣,而是为了记住教训,永远不要战争!

简介：在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作家中，江苏作家黄孝阳算得上是一个有抱负、有才情、“喜新厌旧”的作家，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能带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制或文学形态，从《遗失在光阴之外》到《阿髁历险记》，从《人间世》到《旅人书》再到眼下这部《乱世》，作品风格的迥异，作品系谱线条的起伏，即使熟悉他的人都会各感讶异，同时更佩服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这股持续的探索和热情的“折腾”。

简介：“80后”作家郑小驴的写作独具一格,其作品中凝聚着自由独立的思考精神,他以触摸大地的姿态,书写同龄普通人个体命运的遭遇与变迁,观照他们在现实与精神双重压力下惶惑无奈的心理症结。其小说集《蚁王》以“底层写作”意识直面“80后”一代的现实困境,坦露底层人物无法自主支配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和情感,其中蕴涵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况味,具有思想层面的独特价值。

简介：近两年的长篇创作被认为呈丰收景象，一些著名作家纷纷推出重要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铁凝的《笨花》、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阎连科的《受活》《丁庄梦》、东西的《后悔录》、阿来的《空山》、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平原》，等等。这些长篇不但相对集中地出版，而且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倾向，就是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史诗化”追求，或为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存照树碑，或重述一段漫长的中华民族近现代史，或借原始民族的神话历史吟唱自己心中的挽歌……在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变革”近二十年后，当代文学的创作重新出现趋向“史诗化”的热潮并非偶然。这说明，“宏大叙事”虽然解体，

简介：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我很爱看，觉得它们每一部都有深刻意义与艺术特色，像《红高粱》热烈的激情，像《大红灯笼高高挂》幽冷的寓意，像《菊豆》动人心魄的传奇色彩，像《秋菊打官司》原汁原味的现实描述……近来，张导演又特别推出了《一个都不能少》这部影片，我当然兴致勃勃地又去看了。我承认，这部影片确实像电视及一些报刊介绍的那样，由于全部使用非职业演员，又在山村小学校实地拍摄，给我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几乎不是在看电影，而是真的走进那个小学校，与魏敏艺以及那些可爱的小同学们相处在一起似的C其中，山村的贫苦，学校的破败，真让城里的我们震惊。于是，也自然生出要更加努力学习以及应为“希望工程”作些贡献的愿望。这，也许就是

简介：一、十年拿到张悦然《茧》的试读本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这本小说,断断续续,好像写了快十年了吧。2007年我第一次在湘西凤凰认识张悦然,她就跟我提到正在写一部长篇,名字就叫《茧》,当时还发了一章开头给我看,我们就这个开头还热烈地讨论了一番。转眼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虽然还待在校园里,却再也不是那个仅仅生活在知识幻觉中的少年了。

简介：资深作家方方和文坛新锐孙睿,以其观察现实矛盾的敏锐性,将笔触伸向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80后”新底层群体。两位新老作家以他们不同的视角和书写基调展现了“80后”新底层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他们的文本形成互补和映衬。通过代际视角研究,能更加充分地解读“80后”新底层群体的现实处境和精神诉求,以及两住作家对时代、对社会的冷峻思考。从创作主体潜在的性别文化立场的差异切入,则更能深入领悟作品中的悲剧意蕴。二位新老作家对“80后”新底层题材的书写体现了作家应有的责任与担当,值得肯定。

简介：童年和故乡是永恒的生命记忆,是作家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情感源头。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与源头所在。遗憾的是,原生性、本土性的乡村正在消失,作为具有完整乡村记忆的中国“70后”一代人,有责任与义务去书写正在消失的乡村、乡村记忆与乡村情感。文章对台湾作家房慧真的评论,阐释了乡村、岛屿、河流、故土之于这位“70后”作家的独特记忆、情感和价值,具有回乡、归乡、寻根、安魂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启示。

简介：《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非虚构文学首次全方位披露底层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心理和精神诉求。“蚁族”构成一代人与一个时代的镜像——折射出“80后”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背景下的特定经历、形象表征和思想状态,他们切身经历着社会结构的失衡与贫富阶层的分化,对各种现实矛盾与困境有着直接而敏锐的感触,因此也最深刻地体验着这个时代共有的焦虑与期盼。“蚁族”的文学纪实重构当代文学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关怀意义,由此确立了新的探讨空间和价值维度。

简介：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人的文学史意识空前高涨，有不少诗人都自备了详细的“创作活动年表”；有的诗人明确提出要为文学史写作；更多的诗人由于不满学院派批评家的规范尺度和审美准则，在创作之余更是直接介入到理论批评的写作以及诗选集、诗论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之中。90年代的当代先锋诗坛，诗人们上演了一场“自己的诗歌自己做主”的戏。诗人们这种直接参与到理论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中的热忱，大大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土改写了当代先锋诗歌的研究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