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渠道的日益多样,社会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的变化,客观上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信息传播的多元化以及信息传播辐射的范围越来越大,对企业来说是个双刃剑,既有利于企业品牌的传播,也为企业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危机。企业稍有不慎,就很容易陷入危机传播的漩涡之中。于是,如何借助媒体力量有效引导社会舆论,妥善应对公共危机,日益成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应该承认,我国的不少企业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不多,一旦错失良机,由此造成的被动局面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扭转。以近期备受公众广泛关注的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作为事件“主角”的石家庄三鹿集团以及其他乳品企业,在危机传播中因信息控制不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颇多。
简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作为新兴社交媒体,它的信息传播与流动机制迥异于传统媒体,对于拓展网络社会关系大有探索意义。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动和分享成为新的传播文化,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来创造共享资源和扩大公共参与,松散的网络社区和"陌生人社交"的建立,扩大了社会交往,也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基于此判断,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该问题:微信中的信息传播特征与病毒式扩散路径;社交网络的无尺度性特征与蒲公英式传播;微信点赞的社交互动与"圈子"文化;以及微信红包中的馈赠经济与共享文化。其分析旨在说明,社交媒体的崛起、人际传播的复兴,都是源于并最终着眼于社会关系的重建和再生产。未来社交媒体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人工智能在数字出版产业中的应用,分析其在内容生成和个性化阅读体验中的实际效果,评估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的数字出版对读者需求和阅读质量的提升作用。方法: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方法,通过对比实验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选取2023年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数字出版平台数据。分组为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及个性化推荐的实验组与传统数字出版方式的对照组,分析内容生成效率、用户阅读时长及用户满意度。数据通过t检验及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验组在内容生成速度上比对照组提升了约45%,个性化推荐的准确性达87.3%,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用户平均阅读时长较对照组增加了约32%,满意度得分提升了约1.8倍(P < 0.05)。实验组用户对内容推荐的相关性评价高达90%以上,表现出高度的个性化阅读体验优势。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在数字出版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内容生成效率,还显著提升了个性化阅读体验的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人工智能赋能的内容生成和推荐机制为数字出版产业提供了创新路径,可广泛应用于提高读者黏性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场景。
简介:以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微信使用、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以及网络信任三个因素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与此前研究关注的普遍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这一研究聚焦在微信这一特殊的互动情境,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微信群聊构成的群网络对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出五个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与网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当用户的微信群网络越大,用户对其关系网络持有更低的信任度;然而,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网络信任却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模型还呈现了网络信任显著的中介影响。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信任微信构成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而更倾向于在这一社交网络中寻求意见与传递信息。
简介: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物理与信息隔离带,是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眼睛所在,也是戈夫曼所谓的整体性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改造,控制服刑人员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渠道是普遍举措。其方法一是控制或隔绝犯人与外界的联系;二是对犯人进行教育灌输。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表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主要信息渠道有三种,即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刊物是服刑人员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会见、电话和写信等人际沟通对犯人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最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教育也对服刑人员心态有着重要影响。调查启示我们,现代监狱管理需要关注犯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触状况,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实施科学改造、文明改造,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