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2004年3月15日—25日,由童明康副局长率领的国家文物局代表团一行7人,应邀参加在华盛顿美国史密森学院所属赛克勒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山东青州佛教造像展》开幕仪式,并会晤了洛杉矶盖蒂研究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及我驻美使馆文化处、
简介:迄今中国境内至少发现有13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依据骹与叶结构的不同可分为A、B两型,与典型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矛在形制特征上是有着一定的差别的。推测年代上属于齐家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末期阶段,绝对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1600年之间。塞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经天山北麓三大河流通道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新疆,向东传播,经河西走廊中转,以齐家文化为中介,逐渐作为文化因素的代表器物继续向东影响,北达晋陕高原包括鄂尔多斯地区,东南经关中以至中原腹地及丹江流域。中国境内发现的此类铜矛显然已不具有武器的功用,很可能属于仪礼用品。中原地区史前文化及社会对于传入的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创造性的发明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并把这类青铜容器加入了"礼制"的内涵,成就了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礼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