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藏区社会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却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性与宗教变迁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与此同时,在重新把握藏区社会传统结构的基础之上,对"藏传佛教世俗化"这一命题作出符合文化本位的阐释。如果马克思·韦伯过去在定义资本主义精神及其现代性时,肯定新教伦理之重要性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宗教文明秩序下的社会现代化路径,至少其内生性的改变也需要从宗教伦理观当中找寻答案。通过深刻揭示马克思·韦伯的宗教社会学遗产,旨在说明藏区现代化与藏传佛教世俗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此亦可进一步运用"自我观照"的叙述模式,并就如何化解藏区现代化之困,阐明其神学变革的意义和方向。
简介:《高僧传》中,佛教徒以自我为中心创造出大量僧人神异事迹,这些神异事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权威从谋求到确立的全过程。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祗交往类神异事迹塑造了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祗交往的多种模式,从不畏惧旧有神到成功制服旧有神,从旧有神对僧人尊敬、对佛教支持到旧有神受戒奉佛、完全服膺佛法,中国本土神祗体系的权威在僧人神异事迹中被逐渐消解。佛胜道巫类僧入神异事迹,通过高僧与中国本土神祗的人间代表巫者、道士威力的比较,证明佛法优于巫术和道术,进一步降低了中国本土神祗的权威。降低中国本土神祗的权威是为了抬高佛教权威。宣扬梵神威力类僧人神异事迹,凸显了佛陀及其弟子的威力,营造出中国佛教神祗体系并树立其权威。在此基础上,佛教徒还通过神异事迹的制作,成功地在“佛命”与“天命”之间建立联系,给君主的即位天命蒙上浓厚的佛命色彩。南朝君主在编造其即位的“天命”神话时,采信佛教徒的“佛命”预言,标榜其“天命”受到了“佛命”的认可标志着佛教权威在中国社会的确立。
简介:摘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作为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自古有之。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自文成公主进藏以来,西藏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地密切。公元834年吐蕃王朗达玛灭佛,经过一段动乱时期,佛教在卫藏重新得以传播,被称之为藏传佛教“后弘”时期,对应汉民族的宋、元、明清时代,这一时间,藏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更加地频繁,双方的交融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汉藏民族艺术审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自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