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隋唐佛学”固然是该时期思想的突出特征,但在真正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中,中国的传统经学还是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周易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在唐代易学史、经学史乃至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周易正义》既“以辅嗣为本”,又“以仲尼为宗”,从而呈现出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学术倾向;就易学本身而言,其在注经方式上又表现出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从本体的角度来考察,则体现出“贵无但不贱有”、“崇本但不息末”的哲学倾向。这种自觉地“纠偏”倾向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既是唐代大一统文化的缩影,又反过来强化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简介: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自在自发的无意识形式,是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集体所具有却又未曾主动发觉的非理性意识,它具有客观性、潜在性、非理性和整体性特征。心理学家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产生根源归于原始人类社会中的"原型",这种理论虽然有僵化封闭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也揭示出了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历史根源。此外,集体成员的认同感、从众性、感染、暗示作用以及责任模糊心理又构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以出现的现实机制,由此可见,集体无意识虽然与理性相悖,但是究其起源和产生机制来说,它的出现又有必然性和规律性。集体无意识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能够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我们应在唯物史观视野下考察集体无意识并通过对社会历史规律和集体无意识发生机制的合理利用避免其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简介: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的法规时,提到了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和"最后目的",但未给出明确的界定。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康德此处论及的理性纯粹运用的"最高目的"并不在于人的德行(德性)与幸福,而在于推出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与上帝的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理性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也并不在于人的德福相称或统一("圆善"意义上的至善),而在于由人的意志颁布无条件地有效的道德法则或命令。康德指出,意志自由这一"最高目的"确保了人的理性能够为意志颁布道德法则,换言之,意志自由是道德法则的直接的"存在根据";灵魂不朽这个"最高目的"担保人的行为能够自觉遵守道德法则的要求(出于对法则的义务而展开行动,做自己应该做的、不是配不上幸福的事情);上帝存在这个"最高目的"则担保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能够享受到配得上德行的幸福,即给人的德行(作为原因)以幸福的结果。"最后目的"则是为人的实践提供普遍的道德法则。
简介: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决定着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不可能使国家很快地走向消亡,权力的两面性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两难,这就更加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今天更需要担心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我们能不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来统领全局,能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能不能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坚守自己的信仰与操守。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突出地体现在包容性上。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引导不力的问题,这种引导根本上应当是实际利益上的引导,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安排。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意识形态的引领还必须十分注意方法。
简介:<正>对因果关系与函数关系的关系问题,哲学界持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因果关系不能用函数关系来表达,两者毫无联系;另一种认为因果关系就是函数关系,两者完全是一回事。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它们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没有注意把握因果关系和函数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函数关系的概念,是数学的基本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反映现象之间客观存在着的联系。两个数可以处于如下的联系之中:假如X这个数具有不同的值,而y这个数按照一定规则随之改变自己的值,那末这两个数就处于函数关系中,y是x的函数,其公式为y=f(x)。一个数为因变数,另一个数为自变数。通过函数关系的形式,可以表明各种极不相同的联系,包括一些外部的、不重要的、甚至随意
简介:情绪调节策略对记忆的影响近年来在心理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采用实验法,以123名大学生为被试,从IAPS中选取负性图片为材料,采用加工分离程序探究三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情替代和表达抑制)对外显和内隐记忆的影响。结果显示:表达抑制组的情绪唤醒度得分显著高于认知重评和表情替代组;认知重评组的内隐记忆成绩显著高于表情替代和表达抑制组;外显记忆无显著差异。因此,从情绪调节的结果来看,相较于认知重评和表情替代,表达抑制能够显著地平复负性情绪;从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的影响结果来看,认知重评显著优于表达抑制和表情替代。本研究结果对在日常生活中面对负性刺激时运用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