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中国正处于“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后,实现2020年小康目标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决胜阶段。因此,周边安全形势对于我们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16年3月30日在京召开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走向”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多家学术机构的1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围绕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现状、中美关系、南海东海等热点问题新情况等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的探讨。现将其中部分学者的发言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简介: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凸显.然而,印度洋并不平静,“中国威胁论”的嗓音,美国和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部署以及两国在印度洋地区联合牵制中国的势头,印度洋沿岸地区局势动荡以及愈演愈烈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因素的叠加使我国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面临多重压力.压力当头,我们要主动探索相应的安全路径,从主动发出中国声音入手,以构建中美印良性互动关系、组建维护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多边安全机制为重点,抓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战略机遇,同时加强远洋海军建设,让安全畅通的印度洋海上通道服务于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简介: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区域公共安全与服务领域合作刚刚起步,还很薄弱。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特别是南海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主动地向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这将成为中国南海政策的新内容。中国应以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一东盟海洋伙伴关系的目标为指导.以耐心、坦诚、自信的心态,本着义利兼顾、合作共赢原则,主动提供地区公共安全与服务。可从中国最有实力与意愿的领域做起,从最愿意与中国合作的国家或地区组织做起,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可从当前南海地区最突出、最紧迫的公共安全问题入手,重点是航行安全、搜救、海洋科研、环保、减灾防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务求实效,稳步推动南海地区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建设。
简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简介:近年来,东亚安全成为热点问题。相关东盟国家的国内政治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安全的参与力量、治理架构、规范与议程多元化;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事升级,加剧地区紧张。本文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审视和剖析。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以理性和普遍性为核心。后现代性以反权威、反正统、去中心为灵魂,以不确定性、否定性、多元性、非连续性为特征,是对现代性思维的质疑和颠覆。论文指出,东亚安全热度上升主要来自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塑造秩序的理念不确定,基于现代思维的主导权之争与后现代去中心进程并存;在安全规范和议程上,地方知识获得更多的本土自觉.主权安全和发展安全并重,协商治理成为可行的规范:南海问题基于实在的领土争议,但又是话语建构的安全热点,服从于霸权护持的目的。面对长期化和不断复杂化的东亚安全局势,论文提出,应参照后现代性的“他者”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和普遍代表性的地区规范和价值体系。
简介:中国和日本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对于对方的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谋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战略对峙和战略预防.中国需要进一步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继续缓解对抗,防止军事冲突,同时依靠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行进中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美韩两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导致中国强烈愤怒,中韩关系随之急剧和显著地恶化.然而,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这个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地关系到防止和制止朝鲜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军事堡垒,因而中国对韩国要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尽可能不主动损伤中韩关系多年发展造就的每一项已有的重大成果.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很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它们都对中国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舍彼取此.必须估计到,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总的来说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时机早已过去,今后该问题的前途对中国来说都严重不祥.因而,从长远出发特别重要的是,对朝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