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字记载的文献,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在物质文化领域,文字记载则不够全面、具体和形象,给学术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0世纪中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结合文献对文化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学界认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完全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形象研究表述的中国通史,是形象史学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工程的竣工还可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语言和国界的读者展示中国历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