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斯-乌利希·特莱谢尔发表于1998年的自传体小说《失踪者》映射了阿莱达·阿斯曼所指出的德国社会在2000年前后所经历的“记忆的回流”,从一个经历了二战末期逃难的普通家庭的创伤记忆出发,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了德国人在战后长期被压抑和排挤的受害者记忆。本文将分析《失踪者》中家庭创伤记忆的生成、传播和固化以及叙述者如何通过受害者回忆叙事找寻自我身份认同。

简介：奥地利知名剧作家约翰·内斯特罗伊的滑稽剧《猴子与新郎》不仅令人捧腹,亦发人深思。在剧本中,常被视为人与动物之间“边界角色”的猴子成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因素,在制造诙谐、荒诞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多重反讽的作用。与学习人类社会的准则而具有人之特性的猴子不同,《猴子与新郎》中人与动物的转换是反向的,即乔扮猴子的新郎被“巫师”禁言,由人“降格”为猴子。在人类学等学科对动物的关注、早期进化论观念、政治复辟和工业化等背景下,人的动物化及由此引发的身份危机和认知混淆包含了不同层面的影射和反讽。

简介：《金瓶梅》中的武大郎是一个胆小懦弱的社会底层人物，其悲剧因身份压力下自我的变形而产生。潘金莲是位被四处转卖的女人，也是自我认同于“物”的异化了的女性个体，同样是个悲剧性的角色。武、潘二人冲突的根本在于武大郎中途转换了元语言，从而引发了一场元语言的“战争”。武大郎与潘金莲一样自私，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事。但因潘金莲摆脱不了“武大郎的妻子”这一伴随文本，而武大郎有由来已久的夫权文化支撑，所以相对于武大郎，潘金莲处于道德劣势地位，背负着千载骂名。

简介：在加拿大的文学传统中，区域作为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的栽体，影响着空间中的人们的身份塑形。本文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故事——《机缘》《匆匆》《沉寂》为例，深入剖析在家乡小镇，市郊鲸鱼湾，以及大都市温哥华几个区域间的转换对主人公朱丽叶年少离家、未婚生子，晚年独居这一系列不同阶段的经历带来的影响。同时，通过区域对朱丽叶的影响探究其自我意识逐渐凸显的过程，旨在揭示女性在其心理状态与外在区域环境的融合中完成身份建构的深层内涵。

简介：日裔美籍作家内田淑子在小说《照片新娘》以日本移民女性的角度阐释美国生活的共同经验。该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主人公Hana作为少数族裔诉求自我身份的过程。该文意在指出少数族裔如何在自己所处的"第三空间"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构建自己的身份。

简介：自传是作者简要叙述自我生平事迹的一种文章样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自传写作的特点是滥觞、构建与演进,唐宋两代自传写作的特点是正名、创新与发展,元明两代自传写作的特点是开拓、延伸与彰显,清代自传写作的特点是弘扬、成熟与超越。自传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当今自传写作进一步发展创新的有益借鉴、丰富滋养和充沛源泉。

简介：《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杰出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中的诗,词,歌,赋更是语言中的精华,但这种精萃传译到西方英语读者中去后又是怎样一种效果呢?本文挑选了杨宪益夫妇和DavidHawkes的两个英译本对《红楼梦》中诗词进行了探讨,并希望通过对两位译者的不同译法产生的不同效果,进一步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

简介：布奇·埃默切塔在其自传体小说《新娘的价钱》中讲述了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女孩阿古娜为反抗物化身份、获取自由而牺牲的悲剧故事。小说中女主人公阿古娜在多重压迫下被赋予了物化的身份,沦为了任人买卖的商品、失去人格的物和受到物规训的属下女性。本文将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物化理论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相结合,分析了小说中阿古娜物化身份的成因、表现和结果,从而为埃默切塔正名,展现了其作为黑人女作家的责任意识。埃默切塔旨在证明,将物化身份视为女性应有的宿命是造成意识局限性的原因所在,黑人女性想要摆脱无生命、商品和工具的命运,就要学会构建积极的、独立的女性身份,并做好长期的、彻底的反抗准备。

简介：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代表作“边境三部曲”既对墨西哥进行殖民主义再现,又对其试图建构的殖民主义话语进行改写和重写.在小说的故事背景和创作背景的双重观照下,小说对他者的再现和强势文化对他者的表征障碍象征了美国自二战后,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个体和民族身份认同危机.麦卡锡在反思和批判“美国例外论”的同时,也表达了一名白人主流作家对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妥协,“边境三部曲”也因此为美国的民族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

简介：本文以符号学中的符号自我理论为工具，以薛忆沩的三个中篇小说《广州暴乱》、《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个人在历史中的身份与自我。考察发现在历史中个人的身份和自我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身份脱离了历史的语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各种身份累加而成的自我就与身份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并对历史构成了一种反讽。

简介：在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伴随着反犹思潮的出现，曾经作为德国大都市文化象征的柏林逐渐失去了其以往的文化家乡的指涉含义。由于纳粹对犹太人形象的异化，以及种族隔离政策激起的政治流亡和反抗，柏林作为文化空间的意义逐渐淡漠，被政治情结消解。这一现象在30年代多位作家关于柏林的描写中都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