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视觉艺术是众多领域中用文化来再现等级结构的领域之一。同在文化中的其他项目一样,绘画作为视觉艺术的主要例子,通过如何由艺术家、批评家和观众参与而暗示了社会分工。在布尔迪厄主义式框架中,绘画的文化参与被解释为社会地位的指标,因为艺术欣赏源于在家庭和教育系统中的训练有素,因而大部分人只能对其望洋兴叹。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喜好的文化种类有别于中上层阶级的选择。更多近期研究则质疑这样的观点,不同阶级的艺术喜好存在着能够重现社会结构的鸿沟。本文认为通俗和正统喜好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了,这主要是基于音乐领域的参考经验。本文的探讨基于文化资本和社会排斥项目提供的有关视觉艺术的数据,虽然有些分歧仍是与社会阶层的区别相关,如收入、教育和职业群体划分,但重要的相似之处得以被全面发现,某些重大分歧涉及的因素远在社会阶层以外,如种族、年龄和性别。同样重要的是,一些人与绘画并无关联,且对其不感兴趣。
简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强调政策制定应当有可靠的依据,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分析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最开始使用政策分析的主要是国家核心部门,之后其他部门,包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政治分析使得文化政策能够产生预计的效果。但是,在确定新的计划和策略以及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机制时仍然存在许多障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倾向对文化政策研究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种观念中:(1)政府经常将艺术完全当做是国际利益的一部分;(2)文化政策没有被当做一种公共政策来看,一般都认为文化政策针对的是文化领域,文化领域中人们的行为是自发的;(3)由于文化领域中各个部分存在显著的功能区别,因而文化是一个特殊的部分,具有自我再制能力,对其进行观察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干扰;(4)文化行政管理需要复杂的管理手续和审计流程,这是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原则;(5)在对公共资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同行审查机制很容易被误用,成为政治家无视文化领域的托辞。本文认为,以上五点导致文化政策过于被动,文化研究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去掉文化政策的神秘感,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数据和其他证据。通过协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文化活动参与者的内部和外部各个不同部分,能够促进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去分化过程,减小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距。本文以斯洛文尼亚的现状为例对本观点进行了说明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