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这里所谓明后严嵩时期,是指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革职后到明亡之间的一段时间。所谓史学生态,则包括国家的史学行为和民间的史学行为两个方面。严嵩作为颇多争议的历史人物,近年来为之翻案辩解的人日渐增多,哪一个应该是真实的严嵩形象,考查文本背后的作者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分析后严嵩时期的史学生态,无论国家的史学行为还是私人的野史稗乘,都对严嵩的形象都有或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严嵩,就不能不追问和分析后严嵩时代的史学文本背后的主体价值取向的影响。既要意识到徐阶、王世贞等对严嵩负面形象建构的影响,也要意识到艾南英等竭力为严嵩开脱者与严嵩的乡谊关系,结合思考,庶几可以接近真实的严嵩的形象。
简介: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简介: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实践含有强烈的史学理论指向。他针对小人物心智的细致考察拓展了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视野,发现小人物也有大智慧。这对精英史观的片面预设形成质疑,但史料匮乏使关于大众意识的历史影响的分析难以进一步深入。金兹堡强调关于小人物的意识研究应深入到文化意义上的个性化阐释,反对只关注意识共性的心态史取径,然而他将个别小人物的心智特性比附为大众群体共有的文化属性的策略有以偏概全之嫌。金兹堡批评计量方法的局限,认为基于口述材料的阐释性叙事在呈现大众文化史方面更为有效。他的论说揭示了叙事在交代细节和还原情境方面的特殊作用,明确了计量和叙事在长、短时段研究中的各自优势。总体看来,金兹堡的论说使一种多元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变得较之以往更为令人信服,即历史本身是一种多相性且异质性的存在,因而不可能期待凭借单一的视角、模式、方法就彻底地对其进行解读。就此而言,历史学不应再追求自然科学式的自我整合,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更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和解释工具,使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历史事实得到解读。
简介: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