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阴阳＂是传统中国哲学的古老学说。在古代中国,情感主义者（如孟子和王阳明）都没有把阴阳作为其道德理论的基础,但事实上,中国的阴阳思想为18世纪欧洲情感主义奠定了基础。在情感主义伦理学中,＂阴＂可以理解为潜在能力,＂阳＂可以理解为理性目标,二者具有必然的补充性。阴阳可以视为个体和整体意义上的道德情感论的基础,并有可能通过阴阳范畴将情感主义伦理学加以规范化。

简介：道德情感长期被作为道德哲学的伦理学所疏远是不应当的。事实上,道德不能没有情感作为基础。道德情感对于道德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道德情感的超越性上。道德情感的超越性表现在：超越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超越一种普遍必然性的假定,超越一种客观有限性的局限。其中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最核心的,超越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限性是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必然延伸和逻辑结果。只有努力去揭示道德情感的超越性,我们才可以体验到道德情感展现出来的人生特有的融通性、自由性和无限性。

简介：道德情感是人所具有的高级社会性情感,是与人的道德认识相伴而生的,是人产生善的道德行为的力量和源泉。本文在对道德情感进行伦理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相通性进行了阐释,并针对今天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情感缺失问题指出,道德自由的境界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和谐统一的境界,人类要走向道德自由的理想王国就必须将道德情感还原于人的生活世界中去,给予道德情感应有的地位。

简介：通过讨论和分析大学生情感教育的作用和实现路径,可以看到,大学生情感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情感教育应该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对大学生情感教育路径的探讨主要从家庭教育、学校培养、社会熏陶和自然陶冶四个方面入手。

简介：哈奇森认为,道德的根源不会来自外在于人的外在自然,也不会来自人的理性、知识、最高者的条律以及利益,只会来自人的情感。作为道德判断的对象,情感构成了道德判断的起点;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感官是唯一的判断依据;作为道德判断的结果,对人的情感以及受到情感推动的行为的激发是道德判断的唯一目的所在。

简介：差序格局既是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面对的、既存的社会事实,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现代文明必须加以理解和超越的障碍性要素。差序格局在传统社会交往中的必然体现出道德情感的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也随之呈现封闭性、私人性、排外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形成的自然形式的道德情感已经失去生存的土壤,迫切需要一种与公共化、开放性、理性化为特征的生存样式相契合的情感形式——公共情感。它是人们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状态之下,在高度的自由自主的基础之上,越出个体的狭隘性、私利性,走向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公共合作所展现出的合作性、互惠性、利他性的情感形式。道德情感在生存实践中得以生成、展现。正是生存实践赋予人的自然意义上的情绪、意志、欲望、性情以道德内涵与道德意义,体现出应有的社会性品质,为道德情感的社会运用提供担保。现代公共实践让每个参与社会合作的人在情感状态下,可以越出个体狭隘、自私,关心他人,走进他人的情感世界,与他人发生情感互通。

简介：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简介：尽管＂情感＂在传统伦理学理论中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词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情感不值得被关注。在当今农村社区生活中,以人情消费为表现形式的感情——＂人情＂——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呈愈演愈烈之势。本文把情感确定为伦理学理论的关键词,以情感为路径来构建农村社区伦理,用道德情感主义理论指明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情感之路。＂人情＂不是道德情感的基础,也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相反,＂人情＂想要成为道德的情感,有必要经受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判断。道德意义上的人情是真情,使农村社区生活回归真情,既是我国当代农村社区伦理建设的理论任务,也是道德情感主义理论自身面对的巨大现实挑战。

简介：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共产党自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不变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数据分析为基础,以2012—2017年中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的现状为考察对象,本文发现,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呈现了两个特点。在贸易总量以及贸易总金额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候表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在贸易进出口对象方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地域对象是亚洲。为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亚洲,走向亚洲,克服贸易逆差,本文从情感的视角分析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情感挑战,并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进一步探索了可以帮助中华文化更好、更顺利地＂走出去＂的情感路径。

简介：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非自愿收治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它体现了公共利益和个体权利、医学模式和公民自由、家长主义和个体自主等不同价值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结合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历史和现状,对非自愿收治的合理性、非自愿收治的标准与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惟有建立以患者权利为导向的精神卫生体系,才能真正保障患者和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避免精神病学非自愿收治的滥用。

简介：乞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乞讨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在如何对待乞讨和乞讨者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其中价值观的矛盾及其所引起的道德困境构成了对乞讨现象争论的焦点.我们必须把乞讨作为一种手段和乞讨者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愿选择区别开来.如此才能对乞讨之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的关系、乞讨者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恰当的道德定位,并为处理乞讨问题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