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竟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简介:马科斯政府时期,由于菲律宾基督教教会活跃的“人世”表现,加之马科斯政权实施军管法引起人权状况恶化,以及政府对基督教人员、财产等权益的侵犯,菲律宾政府与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待菲律宾基督教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忽视到逐步重视,从观望到接触、援助、施加影响,而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也希望借助美国政府向马科斯政府施压,推动结束军管并恢复正常的政治局面。美国政府力促菲律宾基督教组织恪守“政教分离”和“非暴力手段”的原则,关注并默许基督教组织与反对派势力合作,最终菲律宾在1986年通过“人民力量革命”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
简介:应俄罗斯“为俄罗斯统一”基金会(以下简称“俄统”基金会)邀请,由副会长李北海率领的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代表团于9月23日至25日赴莫斯科参加题为“俄罗斯与中国: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的国际研讨会。会上,李北海副会长作为中方主持人明确了研讨会加强沟通、促进交流的宗旨和求同存异的原则,
简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双边安全关系出现了新进展:两国安全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技术层面的合作不断加深,安全政策的协调更加密切,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进一步偏向美国。但这种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战略限度,即避免过度激怒中国。由于密切的中澳经济关系、中澳两国间不存在直接的领土冲突以及相对中立更有利于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澳美安全合作短期内存在这样的战略限度。此外,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亚太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影响澳美安全合作战略限度的因素。两国中长期的安全关系总的来说会朝着更加密切、重要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这一态势最终取决于地区力量结构以及中美澳三边关系的变化,原因在于,美澳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没有太大的现实障碍,并有相当的动力继续加强安全上的合作。同时,随着澳大利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经贸依赖关系的加深,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的降低可能成为一个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选择的长期重要因素。
简介: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在欧亚政治地理上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苏联解体后,原来15个加盟共和国成为15个独立国家,俄罗斯面临新的国际环境。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俄罗斯同周边各共和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相互依存,又有利益冲突,而新的国际环境给俄罗斯对外政策在保障国家利益方面提出新的任务。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阐述了俄对外政策的几个主要方面:一是以近距离外交为重点,为巩固独联体开展活动;二是保护原苏联各共和国操俄语居民的权利;三是沿俄罗斯边界建立'睦邻地带';四是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这四个方面是由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决定的。由于俄目前正处在
简介:本文旨在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结合的角度分析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及其对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问题上的立场的影响,其立足点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的国际法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认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要认识到其分类分层次的特点。同时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应尽量通过以符合国际道义和通行国际规则手段来进行.而当代国际法在整体上已经与各国的国家利益大致吻合。对大国来说,国际法还是结盟、遏制和反遏制的工具,也是号召世界的道义力量。在这种认识之下,中国在南海争端解决上的立场,除运用实力外,还要注意国际法的运用,转变观念积极而有技巧性地参与国际争端解决过程。首先要加强相关问题的基础法律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问题上发展出一套符合当代国际法原则的说辞。其次可以在不接受仲裁庭管辖权的前提下,仍然派出强大法律团队参与到管辖权问题的审理过程.充分将中国的法律理据向全世界阐述,并影响仲裁庭的组成和审理。
简介:本文以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过程(1949--1974)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元启发理论分析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独立前(1945—1957)笼罩在英中关系之下的马中关系,并把它作为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马中冲突关系的生态历史背景;接着分析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中对抗与冲突关系的深刻背景,揭示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利益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然后分析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马中和解与建交的背景,诠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发展、关键领导人的个人素养等因素导致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最后对马中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总结。
简介:当前,中国崛起态势“如火如荼”,美国首强地位“自恐不保”,中美关系逼近“振荡期”,业已存在的现实摩擦与可能爆发的矛盾冲突亟待有效的手段予以管控,相互疑虑日益增长的趋势亟需特别的渠道予以扭转,实现这些目标刻不容缓。正如1972年历史性开启中美关系的对话那样,中美急需切实管用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机制性的接触,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扩大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运而生,因之而兴,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对话机制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由此,如何深化中美对话机制、为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好的氛围,值得我们思考并为此提出见解、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