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序言与济南灵岩寺、天台国清寺、荆州五泉寺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刹之一的摄山栖霞寺,位于南京市东北郊外约二十公里的地方,现在因寺名的关系,这里属于南京市栖霞区。在此寺门前的碑亭中,收藏着一幢题为“明征君碑”的篆书额头碑,在“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碑题之后,还刻了一行“御制”、“朝议郎行左金吾卫长史侍相王书臣高正臣奉敕书”、“朝散大夫守太子洗马知敬篆书”,在末尾处还刻有“上元三年岁在景子四月戊戌朔廿五日壬戍建”的立碑日期。上元三年应是公元六七六年。所以说,所谓“御制”就是指唐高宗李治的撰文,立碑的理山,在《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明崇俨传中能够找到。明崇俨(?——公元六七九年)是唐高宗的正谏大夫、也是一位专门从事占卜来往于宫廷的方术士。正如文献中
简介:本文把斯坦因在三次中亚考察中获取的新疆古藏文写本--社会文书部分,以要目的形式刊出,供学术界同仁参考.其中,第一部分依据托马斯《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literarytextsanddocumentsconceringChineseTurkestan,Ⅱ,Londen,1951年)一书编成,已在本刊2002年1期载出.以下是依据武内绍人《中亚古藏文契约文书研究》(OldtibetancontractsfromCentralAsia,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年)和《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OldTibetanManuscriptsfromEastTurkestaninTheSteinCollectionoftheBritishLibrary,东京东洋文库与伦敦英国图书馆合刊,1997-1998年)两书编成的,分为(二)、(三)两部分刊出.
简介:本文把斯坦因在三次中亚考察中获取的新疆古藏文写本--会文书部分,以要目的形式刊出,供学术界同仁参考.其中,第一部分依据托马斯的(TibetanliterarytextsanddocumentsconceringChineseTurkestan,II,Londen,1951)一书编成,已在本刊2002年1期载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依据武内绍人的(OldtibetancontractsfromCentralAsia,东京大藏出版社,1995年)和(OldTibetanManuscriptsfromEastTurkestaninTheSteinCollectionoftheBritishLibrary,东京东洋文库与伦敦英国图书馆合刊,1997~1998年)两书编成的.第二部分已在本刊2003年1期载出,以下为第三部分.
简介:本文把斯坦因在三次中亚考察中获取的新疆古藏文写本——社会文书部分,以要目的形式刊出,供学术界同仁参考。其中,第一部分依据托马斯的《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literarytextsanddocumentsconcerningChineseTurkestan,II,Londen,1951)一书编成,已在本刊2002年1期载出。第二、三部分依据武内绍人《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OldTibetanManuscriptsfromEastTurkestaninTheSteinCollectionoftheBritishLibrary。东京东洋文库与伦敦英国图书馆合刊,1997--1998年)一书编成,已在本刊2003年1期、2005年3期载出。以下为第四部分。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