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以长安城中的一次佛道论争为由,下诏强令道在佛前。此举引起僧团的激烈反应,他们先是各陈极谏,接着普光寺慧满率两百僧人以激烈的方式诣阙陈谏;稍後,大总持寺智实携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直至潼关上表陈谏,後被强令驳回,无奈接受。十三年,法琳被诬入狱,案情一波三折,法琳最终免死徙蜀,李世民遂借机颁行《遗教经》,加大整顿僧团的力度。十四年,他又下敕普责京寺。这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僧团的整顿措施,标志李唐抑佛政策的定型。贞观十五年和十六年,李世民两次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设斋追福,在宗教诉求之外,也有借机安抚僧团之意,而其抑佛政策并未改变。
简介: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简介:<正>《民国档案》1990年第一期所公布的《1940年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事件处理报告》(以下简称《处理报告》),其中提到在这次罢工中唯一的牺牲者电车工人张永康在该事件中被害的经过及善后处理意见,其中有两点有纠正补充的必要。①张永康乃被蓄意枪杀。该《处理报告》载:“至(九月)二十六日晨六时一刻,公司派七路电车一辆驶出,并加派越捕五名驻守,当该车驶至吕班路劳神父路时,工人数十名上前拦阻,捕房急派警备车至场弹压,有六○六号越捕竟在人群拥挤之中开枪射击,致酿成惨案,弹中工人张永康之臂部,贯入腹内。”后经送法国人开办的广慈医院抢救,于29日不治而亡。事实并非如此,张永康系笔者之一张永庆之二哥,张永庆当时已18岁,对此事记忆犹新,事实上,
简介:在经典的郊庙礼制中,“太祖”的地位极为重要。但礼制意义上的“太祖”,在唐代郊庙礼制中并非不言自明,而是经历丁从隐微不显到极於至尊的变化过程。唐初采用太祖虚位的六亲庙制,未明确确立宗庙“太祖”,其时景帝虽庙号“太祖”,实际并不具备礼制上的“太祖”含义。神龙时期,作为武氏七庙的对立面而建立的七庙之制,始以景帝为宗庙太祖,但终玄宗朝,景帝的太祖身份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实质体现。安史之乱後,伴随儒学在礼制重建中的影响增强,“太祖”开始逐渐取得经典礼制上的至尊地位,围绕“太祖”的礼制论争也构成了中晚唐郊庙礼制的核心论题。本文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并尝试对相关礼制论争与制度变化作出合理解释。
简介:在清末沪杭甬铁路的建设过程中,施工方为节省建桥费用而堵塞了松江境内的屠家村港,并直接在原河道上建造路基。1921年江浙地区发生了严重水灾,地方官绅遂将矛头指向沪杭甬铁路,认为该路阻碍水流,要求铁路部门"拆坝筑桥",恢复原有河道,同时增加沿线涵洞。双方为此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以及浙江省长公署等部门间展开了两年多时间的交涉,最终基本实现了改建目标。在综合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基础上,通过铁路工程技术方法的分析,可以发现近代铁路建设并不足以成为导致太湖流域水患的关键性因素,但铁路作为开凿江南运河后最大规模的人造工程,仍初步改变了明清以来形成的流域水文环境。
简介:历史解释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即充当说明现实政治理论、发展道路的工具。历史研究的政治化,不但存在诸多简单化曲解研究对象的现象,而且还极大地混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空概念,造成严重的认识扭曲。本文通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改革开放初期小岗村的签名书两个标志性个案的研究,揭示自中国革命胜利至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政治文化现象的种种扭曲。两个个案的极端行为是社会变革中认识扭曲的选择,事件产生后的权威认可方式和历史解释,又使其后遗症在较长时期无法完全消除。故为保障社会参与向着法制化方向发展,必须首先提供具有道德深度的清晰的历史解释。
简介:在医疗社会史视角中,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防治中的中西医协调,不仅仅是一场卫生防病实践,更是掌握国家公权的执政党对社会的一次整合。中医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西医彰显了现代科学的文明,对这两者的协调与整合,需要找到一个依托点。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依托点便历史地落到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上,由此也使得这场医学协调活动不仅对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诞生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在卫生领域的延伸。执政党对中西医的成功协调,也展现了其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能力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