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数据"一词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派生出了两种内涵:一种是小写的大数据,另一种是大写的大数据。小写的"大数据"指的是与数据科学相关的活动和方法,而当这些活动和方法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并迅速发展时,便产生了大写的大数据。因此,大写的大数据可以看成是小写的大数据的经济和文化转向,它会对社会组织的知识结构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为了探讨两种大数据之间的联系以及相关的认识论后果,我们将引入三个核心概念——数据域、深调制以及不透明表征——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大数据在经济和文化维度上——一个是地方性和生成性的,另一个是全球性和涌现性的——如何交互以及在交互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后果、问题和机遇。基于信念和可靠性的知识观所建立的"后调制的认识论",对于深入理解和探索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认识论问题将提供有益思路和理论依据。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葛梯尔问题产生的实质是传统知识三元定义中的三个条件:真、确证、信念之间,尤其是确证与真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针对葛梯尔问题的实质,丹尼尔(DanielHoward-Snyder)等人从"可错主义"的角度对葛梯尔问题加以分析和解决,而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则从"协作攻击"的角度对葛梯尔问题进行了分析与回答。但是,丹尼尔对葛梯尔问题的分析与解答所依据的逻辑命题是有漏洞的,而弗洛里迪的分析与解答则不能解释可错的经验知识的合理性。葛梯尔问题提示我们,确证不等同于真。一个信念的真与理由之间要有适当的关联,但与一个信念的真相比,知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为信念寻找理由。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信念与真之间总存在一个时间的间距,我们相信一个信念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更多的是因为有好的理由。正是在好的理由的基础上,主体相信一个命题是真的。
简介: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广泛应用将为社会带来彻底转变,大众生活的不同层面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大数据亦同时在挑战隐私权、知情同意权等固有道德概念的适用性,并为社会带来新的道德争议。由大数据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所产生的"互联状态"(theconditionofinterconnectedness)及其可能对道德责任带来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transformation)是未来大数据伦理的重点;如"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这两种行为,它们在大数据技术时代从"涉己行为"(selfregardingacts)转化成"涉他行为"(other-regardingacts),这一转变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道德责任。
简介:摹状词和名称的指称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对语境有着严重的依赖性。语境分为世界语境、认同语境和交流语境。在世界语境中,摹状词和名称间接地指称对象.实现其指谓功能。在认同语境中,一个名称通过开放的簇摹状词直接地指称对象,实现其指示功能。指谓和指示统称为“指称”,指称是主词的功能。在交流语境中。摹状词和名称一般是直接指称对象的,因而具有指示功能;但在两种特殊情况下具有归属功能,而归属功能本质上是谓词的功能。开放的簇摹状词不具有描述的功能,而是展开为因果历史链条,为名称直接指称对象提供一个具体的动态语境即认同语境。世界语境则是较为抽象的静态语境。交流语境在本质是一种实指语境。相对于不同的语境,名称和摹状词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功能。
简介:倪培民先生是以西方哲学开启其学术研究的,但在留学并任教于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以后,反而走出了一条向中国传统的回归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起,倪先生即转向了东西方比较哲学,并在西方传统哲学框架之外开辟“功夫论”的领域,即从传统所谓“功夫论”的角度来阐发儒家学说.21世纪以来,倪先生又撰文倡导《将“功夫”引入哲学》,并积极参与、评骘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应当肯定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应当从“合法性”讨论走向具有“立法者”意义的自觉;而其英文著作《孔子:人能弘道》一书,自然可以视为倪先生以中西双语对孔子思想的言说与阐发.至于其新近刊发于《南国学术》的《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义之模式:如在主义》与发表于《孔学堂》的《阳明心学的功夫伦理与价值重建》,则无疑代表着倪先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之一种新的阐发.倪培民先生的这一走向,既对“留洋”之士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值得本土学者认真咀嚼.
简介:科学活动本身既包括“表征”(representing),也包括“介入”(interven—ing),介入活动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最为重要和主要的部分,而介入性活动及其成果在科学哲学研究上很少得到体现。以往的科学哲学太过注重表征的研究,而忽略了介入的研究。这被科学实践哲学准确地称为“理论优位”(theory—dominance)的倾向。表征是科学知识传承和交流系统的重要属性,表征及其结果——表象(representation)也是科学知识呈现形态的基本特征和方式,介入是科学实践的重要特性,两者对于科学活动都是重要的特征,是科学活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科学哲学不应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反对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主要是反对“理论优位”的倾向,希望纠正这种扭曲了科学形象,忽视科学实践的科学哲学研究趋向。
简介:从考察文本与认知之间的基本关系着手,首先分析了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经典文本的基本特征,即内容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经验性,结构呈现出离散性、模块性和动态性,以及功能表现为实用性。接着,深入地探究了形成这些特征的认知基础,认为经典文本是自然认知的产物,而自然认知中汉语表征的特殊性和基于经验与实用的认知推理偏向,能够合理地阐释经典文本的这些特征。基于对文本特征的认知阐释,并以古希腊文化作为参照,得出: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中,那种超验的纯思能力并未获得培养和发展;而这对于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还探讨了中国经典文本的传承机制和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当下学习传统文化的启示。
简介:本体论是关于普遍性存在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三条本体论研究的路径,我们不应当用其中某一条研究路径去排斥或否定其他研究路径。本体论包括本原论,但不能归结为本原论,因为,要确定世界的本原,必须以判明有哪些存在领域为前提,所以,存在领域的分割方式才是哲学的最高范式。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都具有自然哲学的性质,自然哲学也有其本体论的层次,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学说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发展历程。在解决存在领域划分的问题时,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还有必要在逻辑结论和现实世界的可能领域之间进行对应性分析。信息和载体(信息和物质)具有内在融合、相互生成和相互规定的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关系。
简介: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是直接反对形式语义学分析中的表象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因此,他用实质推理取代了形式推理、把说话者的信念(断言)和表征内容视为语义分析的主要内容,并运用了语用学解释和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布兰顿希望表明,如果意向性状态是一种具有内容的意向性状态,那么,语义学就是对这种内容的研究.而语用学则是对具有这种内容的意向性状态、态度和言语行为的语力或意味的研究。另一方面,布兰顿考虑了表征的内容与推理的关系.他认为表征的内容只有通过推理才能被理解。因此,在他的整个推理主义的建构中,他所要发展的是一种对信念和表征性内容进行推理主义转换的强的推理主义:这种强的推理主义在技术上是基于替换原理和回指这两种关键的语义推理的方法之上的。
简介: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人之身体由内而外所呈现的"身体映像"是哲学建构的重要诠释范式之一。诸多思想家以此为基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展开诸多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与哲学体系的创建。可以说,正是在对"身体映像"的观照中,秦汉之际的哲人们建构了与众不同的"身体哲学";试图以源于身体认知的经验理性去弥合天人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对天与自然的深度体认与把握。因此,他们通过"身体映像"类比出"天地映像",提出了"同气"、"同数"与"同构"等具体诠释范式,完成了身体哲学的体系化建构。这一点,无论是在道家作品《淮南子》那里,还是在儒家作品《春秋繁露》那里,乃至在黄老作品《黄帝内经》中,均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简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经历了多重逻辑下学术话语、研究热点、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变迁。1978—1987年,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是“实事求是”,研究热点是革命史观下的“先进人物”,写作范式处于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的转变之中。1988—1997年,其主流话语是“追寻智慧”,研究热点转移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写作范式由“认识史”进展至以“智慧”为中心。1998—2007年,其主流话语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此近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研究热点是现代新儒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整体上取得进展,写作范式更为多样化,并表现出重视历史具体性的趋势。2008—2017年,其主流话语是“文化自信”,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一定的总结阶段,写作范式更为偏重历史具体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