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对其经济影响有限。这是因为,(1)澳对亚洲的主要出口是制成品及食品,这些商品价格无弹性,即价格再高也必须买。(2)1996—1997年度澳对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出口仅占其出口总值的10%,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于以上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其出口更具竞争力,澳向以上国家出口食品,并从以上国家出口强劲中获益;而货币贬值为外国公司降低不动产和营业费,又有利于澳公司以本小利大的方式进入亚洲地区。(3)澳对东北亚出口占其出口总值的43%,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金融危机虽然已波及韩国和日本,但澳财政部长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570亿美元贷款能缓解韩国的金融危机,因此澳经济不至受太大影响。但他承认亚洲金融危机将影响澳今后两年经济增长的速度。(4)澳的旅游业受到一些损失。澳服务业对亚洲地区出口为其出口总值的30%,对亚洲以外地区为70%。1996—1997年度澳服务业出口占出口总值的20%,其中旅游业占的45%,按地区划分亚洲地区(不包括日本)仅占20%。澳政府已将1998年旅游重点转向欧洲、中国、印度等地区。因此对澳主体经济损失有限。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普遍关注.作为中国西南方向的重要邻国,缅甸总体上反应比较积极,但具体行动不多.缅甸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国想要塑造周边经济和安全共同体的举措,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于缅甸自身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是缅甸发展的一大机遇,缅甸可以借此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对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政经合作,缅甸社会普遍担心安全利益受损、中国在缅影响力过大等.中国在缅甸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应重视双边之间的认知差异,做好增信释疑工作,促进双边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由于南海的领土争端,在双边关系上呈现紧张和对抗的局面.中菲关系紧张的时期,正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菲律宾社会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与反应,就成为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本文在简要回顾2010一2016年中菲政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比中菲两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和领土争端上报道立场的异同,呈现菲律宾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反应;通过分析中菲两国在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等“一带一路”具体领域的合作情况,呈现菲律宾社会在开展具体合作方面的态度.笔者认为,菲律宾社会对于“一带一路”的总体了解相对较少,但是对于倡议的具体态度,如亚投行,关注度较髙;虽然中菲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在具体的合作领域,双方都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
简介:前不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继2002年夏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达利涅列琴斯克等四个城市对660名俄罗斯人做了问卷调查之后,又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和犹太自治州,更大范围内采用街头随机抽样问卷的方式,对700名俄罗斯多个阶层、多年龄段、多所有制、多教育层次人士做了一次社会舆论民意调查.考虑到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在于分析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评估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合作的意愿程度,以便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建议,这对中俄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对两国间及地方间的关系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问卷调查中涉及许多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值得引起重视.有鉴于此,我与该所所长拉林博士联系取得了这份调查问卷,据此研究分析并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如下.
简介: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印尼,其新任总统也提出“海洋强国”的施政理念.由此引发印尼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印尼合作前景的强烈关注与讨论.本文聚焦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与讨论,从3个方面,即“一带一路”是中印尼合作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是“威胁与控制”、“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印尼的社会冲突,来考察与分析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本文认为以下3种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印尼政府相关部门与相关利益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积极的认知与反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印尼合作与印尼发展;第二是知识界精英则普遍保持谨慎、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认为“一带一路”负面影响较大,是“新殖民主义扩张”的表现;第三,有学者警告关注中国在印尼影响的扩大与加深可能会激化一些社会矛盾.毋庸置疑,“一带一路”为中印尼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中印尼双方共同关注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负面认知与影响,努力推动中印尼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简介:在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争端之前,南海争议就已存在很长时间。二战后,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相继对南海提出主权诉求,争端发展掀开新篇章。本文认为,在苏哈托的铁腕统治下,印尼与南海相关的利益经历了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向维持国内稳定转变的过程。前一阶段是因为受到中国版图涵盖部分印尼水域的威胁,后来的转变原因则是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抛开与中国半心半意的复交,印尼试图为争端各方建立一个双轨对话平台,该平台后来证实是有所裨益的.苏西洛时期,印尼逐渐从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的中立协调者,推动了争端解决进程。本研究指出,印尼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双重因素的限制。长期的意识形态局限决定了印尼在争端中的优先利益选项,而外交政策是追求这种利益目标的实用途径。印尼与中国的过往关系也影响了印尼,使后者的立场随双方关系起伏变化。此外,在东盟并不明朗的一体化进程中,印尼独自承担着中立协调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