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战后初期,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时间,是台湾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少见洋溢“左翼思潮”的时光,同时也是“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初相会的时期。本文带入民国历史文化语境,指出在民国机制下“登台”的左翼文学,是战后首波“横的移植”,为台湾注入富于五四与鲁迅经验的“三民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思潮;同时也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争议转嫁来台,因此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论争”,实质上正是民国机制的问题另辟台湾战地的讨论。同时,“台湾文学”自身也有对日治时期文学发展的“纵的继承”,因而与民国文学呈现出的左翼/异关怀,已有“阶级与省籍”“理论与实务”的分化。战后初期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交锋的结果,实是二者各行其道,无论是合纵抑或连横,皆不可得。不过,“民国视野”至少为既有的台湾文学研究带来了三项新的可能:一是重新看待“桥副刊论争”的方法;二是关于省籍的问题,并非“本省/外省”的“人”的问题,而是更大的“台湾/民国”的“机制”碰撞结果;三是关于“中国”,因此有“民国/共和国”的区隔,以及深化讨论的可能。
简介:摘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多记叙花妖狐媚的怪事奇闻,多以爱情为主题,采用寄托的叙述手法表达了作者的价值观以及对世间百态的思考认识。其中不乏闪射独特思想光华的篇章,《黄英》便是代表。本篇通过分析马子才与陶氏姐弟的相遇离合,阐释了“致富乐道”对“安贫乐道”的质疑与否定,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展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与商贾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与“欲”的存在性与合理性,具有超时代的思想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