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我会在48岁那年到金沙江边。我现年42岁。我蹲在地板上看一本画册。中午,房间里没有人。在翻动那本画册时我也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突然,画幅上一个晦暗陌生的世界进入我心灵,无声无息,平滑而松弛。我意识到我的膝盖在动,想抬一抬,抬起来。(为什么,我累了吗?)那种进入,心灵和事物相叠加的方式,神秘而简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没有什么可作额外交代的,但却一下子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事先没有丝毫的预兆,也并非诗人们时常夸饰的"撞击"。不,甚至连融合也说不上。我进入了。我到达了我的48岁,想象的,或比较想象而言更为美妙真实的48岁。我孤身一人的金沙江之行。我听见江水在万丈峭岩
简介:<正>十多年前的两件小事,都与音乐有些关系。之所以花了十多年一直记忆着,是因为我根本听不懂音乐,也从来没搞明白过是否真正喜欢过音乐。总是听人说音乐是美好的,音乐是境界,音乐的旋律中藏着许多蕴含,这些说法让我羡慕。我的听力有障碍,从小就有的,又并不是先天的。我父亲对我母亲说啥叫聪明,聪明聪明耳聪目明,你给我生的这个儿子都占全了。母亲很幸福,母亲很骄傲。母亲发现我在五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小病,妈妈很恐慌地请大夫给我打消炎的特效药,什么特效药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链霉素吧,把我的听力打坏了。我并没有完全失聪,只是听什么都不太清晰。声音仿佛经过了过滤处理一样,我的听力就是豆腐房里那架很负责任的筛子,雪白的精华部分都过滤掉了,剩下些豆腐渣很暧昧地漏进我的耳朵里。音乐对于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失真的概念,
简介:<正>就先从一个肩上扛摄像机的家伙说起吧。他除了头发上了摩丝,衣服比F镇的人稍稍穿得时髦、伸展一些外,最威胁人的是他肩上那一部日本生产的摄像机。当他出现在F镇的街上时,引起了沿街两侧一些好奇的闲人阵阵猜疑:F镇又出新闻了。如今,摄像机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在F镇人民的心目中,凡是肩上扛摄像机、腰里或胸前吊部照相机的陌生人都一概被认为是记者。这年头,记者多如牛毛,屡见不鲜,像做沙发、磨刀磨剪子类似的民间手艺人一样,走乡串户找活儿干。事实上,这个头发上了摩丝、肩扛摄像机的家伙的确是市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一名招聘记者。下午,他出现在F镇的街头并不是冲着F镇有什么特别的新闻线索来的。当天下午的F镇风平浪静,连街上的灰尘、纸屑动都未动一下,哪里有新闻呢?他是到镇上去做
简介:<正>许多事情都是从等待开始的。在诸多的生活等待中,等待思想的降临使我们有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状态。思想和精神的东西总在我们的额头前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在我们心里占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接受了思想源于实践的认知,并不意味着拥有了思想的人生,大多的人们在命运的旋涡里,走过的只是生命的过程,而不是思想的历程。思想与精神的后天性决定了我们要有所等待。等待,让我们感到了自身的存在,感到了内心的歇息,感到了灵魂的到来。许多记忆都是等待中的记忆,许多的希望都是等待中的希望,许多的岁月都因有了心灵的等待而变得情意绵绵、意味深长。我像有过许多梦想一样有过许多的等待,只是在我生长的年代里,生活中充满了卑微的等待。为了获得些许的生活所需,人们已习惯于把内心的彷徨
简介:<正>一研究诗的人常把格律比作诗的肌肉和骨骼。如果承认这个比喻是确当的,在译诗的时候,就应该把原诗的格律看作是必须传达的东西。我国诗译界向有两派说法,都是不大看重传达外诗格律的。一派可称“神韵派”,另一派可称“民族习惯派”。“神韵派”主张,译诗的宗旨全在于领悟和传达外诗的“神韵”,为了“神韵”,译文怎样处理格律问题,原则上都是可以的。“民族习惯派”则认为,不管外诗具有何种本民族的格律形式,在译文中都须转换成中国人所习惯的结构类型,译者无须在探究和传达外诗格律上煞费苦心。其实,这些都是莫大的误会。“神韵派”之所谓“神韵”,大约主要是指诗的思想意蕴和情感内涵。这些东西除直接凝聚在词语和形象体系内部,也同时寓含在诗歌的特定节奏和语调之中。而特定的节奏和语调又总是发源于特定的格律形式。因此,怎么能把诗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