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88年银行自由化政策实施后创办的新银行的经营情况,并不是都有良好的业绩。有的银行发展迅速,也有的已转手经营。最新一家易主的银行是索利达银行(BankSolida),它是紧接在另一家被新业主收购的同行后面。然而,迅速发展的银行也不少。例如:帝亚拉银行(BankTiara)、现代银行(BankModern)、达尔玛银行(BankDharma)、奴沙银行(BankNusahill)。查雅银行(BaukJaya)及玛士希银行(BomkMashill)。与此同时,雅玛银行(BankYama)、阿士达银行(BankAsta)、都威玛银行(BankDwima)、阿各罗银行(BankAgro)及马打蓝银行(BankMataram)还须加强巩固。至于科沙银行(BankKosa)、苏里雅·根查纳银行(BankSuryaKencana)、伯利玛·马士得银行(BankPrimaMaster)、印多·莫内士银行(BankIndoMonex)、阿尔都士银行(BankArtos)、法马银行(BankFama)、伊那·贝尔塔那银行(BankInaPerdana)、建东银行(BankOrient)、及特威巴银行(BankDwipa)则须更加努力奋斗。可以肯定地说,创建新银行对业主并不是一定有利的。然而为什么有的业主还要经营三家以上的银行呢?为什么合并问题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呢?此外,还有一些自称为专业的高薪银行家,面对愿意承担经费与费用的集团业主也毫无办法。
简介:民营化与自由化改革关系密切,亦存在张力与冲突。我国台湾地区民营化后的中华电信仅短暂经历移动通讯市场龙头地位不保的局面,旋即凭借剩余独占市场地位,搭配网络效益,以及民营化后的灵活营销手法,屡屡限制市场竞争,使得所有其他新进业者都仰赖其移动与固定网络,消费者权益未获应有保障,与电信自由化政策目标相去甚远。中国大陆电信业改革实践中也同样遭遇超高定价攫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宽带低效掣肘产业发展无法释放带动效应等问题。两岸比较下,后民营化时代我国台湾地区应从行业管制和公司治理两个层面进行革新:前者包括制度面尽速开放用户回路,执法面强化管制与加强协调;后者包括变更持股机关、强化董事会功能、明定中华电信政策任务。而中国大陆民营化和自由化审慎缓进过程中则宜记取民营化与自由化不可混为一谈,彻底民营化与自由化并无必然关联,批发部门功能分离应作为三大电信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并尽速制定颁行富有前瞻性和回应三网融合的《通讯传播法》。
简介:一、“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三讲”中,“讲政治”是核心,“讲学习”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才能真正做到“讲政治”。“讲学习”首要的是学习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法宝”,要真正学到手。在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同时,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种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只学习邓小平理论就够了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科学体系,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才能弄懂邓小平理论,
简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及金融行业的谅解备忘录的签订,为两岸金融服务贸易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何克服两岸金融业制度性和体制性问题的阻碍,使两岸金融服务贸易稳步走上自由化之路,是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两岸金融开放还存在着一些政策性障碍和技术性障碍,对此,应当首先按照两岸WTO金融承诺表承诺,消除两岸互相性歧视性金融政策,在WTO框架内协商两岸金融开放事宜。然后对照CEPA协议,签订更进一步的两岸金融开放协议,并逐步建立陆、台、港、澳两岸四地的中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区,扩大区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度,并建立两岸四地的协同金融监管体系,并最终促成两岸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简介: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这一斗争是我国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斗争,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早从1978年底就开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时起时伏,从未停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发端于1979年初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前后。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上,二是在党内。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党中央粉碎了
简介:学界关于自贸区的研究集中于政策维度和比较方法。政策维度的研究目的是检视自贸区政策的实现度,从而肯定自贸区的设计功能和应然理性。比较视野的研究方法意在分析自贸区的现实功能和全球化视野中的规则制定逻辑,从而确立自贸区的正面作用和改革意义。本文采取更为宏大的叙事语境,将自贸区和其他两个同时期设立的试验区放在金融改革的框架中,以便审视自贸区和其他金融试验区在推进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起点,本文认为地方性试验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框架中已经难以起到有效的"涓滴"效应,"边缘"变革的局部性改革范式也无法解决整体性的金融抑制市场及与之呼应的金融监管框架难题。实现包括自贸区在内的三个金融试验区的金融改革目标需要"核心"变革,真正触及抑制型金融市场的抑制维度,从而实现金融自由化和自贸区终极改革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