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西南边界线绵长,与多个国家毗邻。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尤其是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成立,与西南边境诸国的交流也日益加深拓宽,但是与之相伴的边民非法婚姻问题也日趋严重。外国籍女子通过非法越境等手段进入我国并嫁与我国边民已经仅仅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更主要的是作为事实存在的边民非法婚姻成就后所带来的后续问题.如夫妻子女的户籍问题、社会福利、子女入学等,这些后续问题不仅给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社会治安和计划生育等方面带来不良的影响,更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文中在对边民非法婚姻原因的分析基础上力求寻找其根源性的实质,希望所提出的对策能够积极地应对边民婚姻中的困境。
简介:作为嵌入社会之中的经济,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是,经济交往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整合和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当经济交往发生在有着明确疆域分野或者明确国界线的两侧时,这样的情形就会更有可能得到更加明显的呈现。“江外三猛屯方”是中越边境云南绿春段一个以哈尼族为主的特殊区域,历史上曾归纳楼土司管辖,后来分属于中、越两国。双方边民长期以来民族认同感较强。以互惠为主要目的的经济交往活动频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交往活动在双方边民的交往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加强的经济交往弱化了双方边民的民族认同,而强化了双方边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简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历史上由于受政治运动影响、躲避计划生育、政府劳务输出等原因,外流至缅甸的中国边民,近年来基于对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惠民政策、未来前景的向往,以及因境外政局动荡、缅甸户口整顿等因素的影响,开始大量回迁中国定居。回迁主体主要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佤族等跨境民族。这些回迁的外流边民由于无中国户籍、边婚生育等原因,在生产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方面遇到困难,同时也给我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甚至边疆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本文在对回迁我国的中缅跨境民族问题进行深入详细地问题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措施,以期能够为新时期的边疆治理工作提供有益的思考。
简介: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激烈变革。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在丰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限定了民族社会发展逻辑和认知模式的走向。边疆、边界概念的实践化是边疆族群政治性角色得以创生的力量。民族国家是唯一能够赋予此角色的重要行为体。20世纪后半叶,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逐渐强化,使曾被松散定义的边疆及族群,因此获得政治意义上的归属。流动的族群享有了作为“边民”的社会定义,并担负起表述国家共同体意志的责任和义务。民族社会由此滋生出异趣于传统的模式,呈现出嵌入与内生秩序交织的态势。二者会同性的交合结果导致民族国家的整体性框架遭到意义层面的剥离,国家认同面临被冲击的危险。
简介:摘要:由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因为特殊的现实情况,“三非”人员治理遭遇困境。跨境民族和边民共同体的存在使得“三非”人员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居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主义理念指导下的严格管控并未能解决“三非”问题,反而陷入遣返和非法入境的无限循环。只有根据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国家主义和边民主义之间取得平衡,调整“三非”人员治理理念,才能破解当前“三非”人员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