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周礼》大宰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佐王治邦国。其中又以教典扰万民、以礼典谐万民、以刑典纠万民,三者相辅相成,交织成重教、隆礼、明刑的治民思想体幂。本文着重分析《周礼》礼与刑的内涵及其本质,以此揭示共治民思想的时代特征。

简介：我们今天正在遭遇一个微时代，微时代催生了微文化，微文化促发了微民主。我们知道，社会政治的变化有时是由一些看似简单的技术变革所引发的。有研究指出，如果电报早一些发明出来，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爆发。

简介：<正>薛邑与徐州,是战国中晚期比较有名的两个地方。前者是齐田婴及其子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后者为齐威王与魏惠王相会并互致王号的所在,也是楚威王七年大败齐师的战场。长久以来,人们一般认为:薛邑、徐州实为一地,是同一城邑的不同名称。但若核查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战国时期关于徐州的记载,大约有四项,即:一、齐威王23年(前334)“与魏会徐州,诸侯

简介：祭孔乐舞是迄今为止中国仅存的雅乐舞,而《韶乐》又是中国历代王朝所尊崇的雅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两者在我国雅乐发展历史中同样担当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艺术发展的规律,任何艺术的新生作品都必须或必然是建立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祭孔乐舞的诞生虽然远离《韶乐》流传盛行的西周,但是,《韶乐》的内容和形式却深深影响着中国历代雅乐的制作和发展。作为中国雅乐分支的孔庙乐舞,对《韶乐》的传承也必定有历史的必然和血脉的联系。因此毋庸置疑,现存的祭孔乐舞成为当下我们寻找古《韶乐》历史面貌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实物资料。而通过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仅有关而且渊源久矣。

简介：在晚清的历史社会空间,革命话语日益膨胀.后经卢梭及思想的刺激,革命变得"浪漫化",革命的内涵出现单一化、绝对化.这是在社会危机压制下激进化心态的泛化,是由社会阶层的对抗、两极化思维模式促成行动的极端化以及公共舆论的推波助澜等因素促成的.它一方面使社会处于亢奋状态,从而激发了民众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意志主义;另一方面却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提高政治现代化的代价,使社会缺乏长期的合作、妥协与宽容精神,出现认同危机等.在晚清的革命话语中,卢梭试图为社会建构"政权规则"的思想被抛弃了.

简介：吃菜事魔是南宋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宗教团体。吃菜事魔所涵摄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理学文化术语中去，成为理学思想建构的主要设计思路。朱熹围绕“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与南宋吃菜事魔教派所隐含的摩尼教教理在致思路径上有一定的可比性。南宋反理学者以“吃莱事魔”为口实对朱熹学说及其学派的攻击，将其比作“吃菜事魔”群体，也是出于两者在形式上的相近性。理学群体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异于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做派，给予攻击者口实。朱熹本人对吃菜事魔这种底层精神景观持一种严厉的排斥态度。他最关心的是这些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以及终极诉求，当他发现吃菜事魔者是儒家生活理念的异类的时候，他的反对态度是决绝的。

简介：<正>1937年10月初至11月初,日本侵略军为图谋太原,占领山西,发动了忻口战役。日军的进攻,遭到了第二战区以卫立煌为指挥官的总计15个军兵力的猛烈抵抗,给日军以重创。这一仗,打乱了日军迅速占领华北的整个部署,造成了华北战场的有利形势,在

简介：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简介：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关联。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

简介：<正>中华民族文化(广义的华夏文化)是由多元的文化所组成的。这里所说的“多元”,据我的理解,一是指它包括多民族的文化,二是指它包括多地区的文化即包括多个不同的地区文化圈,三是指在每一地区文化圈内又是由以某个或某几个学术派别为表征的多个不同的文化源所组成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的过程,这也就是时下学术界所称道的“多元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

简介：<正>一、隋与唐初统一形势对经学的推动和要求儒家经学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从现象上看,最显著的变化如皮锡瑞所说,经学从分立的时代进入了统一的时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志,开始了经学统一最长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是经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更受到中国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决定性

简介：<正>朱熹和他的先驱周敦颐·二程一样。出入释老,把佛道哲理输入儒学之中,铸造成新的儒学体系,从而真正实现了儒学独尊的梦想,统治中国社会达七百年之久。人们正确地指出,没有对佛学的吸收,就不会有宋明理学。但是在一般分析佛道二家在朱熹理学形成中的作用时,人们似乎比较偏重于佛学,而对道家道教哲学在朱熹理学形成中的地位作用,则限于一般的提及,而缺乏较细致的分析。本文仅就这一方面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一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独尊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既保留了儒学热

简介：<正>医易学说研究的是易学哲理、方法论及象数思维模式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影响。中医学产生于古代,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易学的哲理及象数思维模式为中医学提供了立论的基础和框架,使中医学真正成为具有独特而完整理论体系的一门科学。这就是医易相通或医易同源的实质。近年来,从传统的思想方法来理解传统的医学

简介：儒学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儒学具有宗教性,却不是宗教,然而儒学持续发展了2500余年,积聚了难以穷尽其价值的学术资源与思想资源,足以媲美像佛教这类几乎与其同时产生的世界性宗教,而远胜于任何一家世俗性的思想学说。这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奇观。儒学之所以能够创造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儒学开拓出了一条传承与创新交互并用、合力推进的发展道路。

简介：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或多或少地伴随着风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风险社会风险的实质是人本身的风险，因为人是风险的制造者。但同时，由于风险的前因后果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而使责任的承担者很难或无法得到确认。这就导致了对风险后果负责的只能是“一般化的人”，而“一般化的人”往往意味着风险后果的无人负责，这也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简介：本文认为,伊川易学的传统上溯到王弼是不够的;伊川易学"即事尽天理"之说,已经在宗教的层次上把握了的深义,可以追溯到马王堆易学的传统;与王弼易学不同的是,伊川易学在注重义理的同时,并没有尽黜象数,而是与马王堆易学一样,同时兼顾了卦画爻象的基本性质;比较伊川易学与帛书,使我们对宋易的来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仅宋易义理之学与帛书易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宋易象数之学与帛书易学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在宋易来源的考察中,只有超越义理易学与象数易学的学派偏见,才有可能对此问题有真正的再认识:在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易学,其来源也许与马王堆帛书之学有密切的关系.

简介：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简介：【导语】近几十年来，大量的简帛文献资料出土面世，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古代思想世界的认识。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出土否认了“《孙膑兵法》为伪书”的看法，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丰富了人们对于黄老道家的认识，郭店楚简的出土则对《老子》的年代、孔孟之间儒家等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许多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争论了几千年也无定论，而简帛文献的出土使得其中一些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因此，每次新资料的出土都或多或少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等方面问题的认识。

简介：

简介：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协调问题是当前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课题。转型期市场经济中的许多企业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缺乏有效的平衡机制，难以实现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本文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分析了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协调关系，探讨了构建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协调机制的对策，这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协调机制，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