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解决经济活动中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冲突,谋求两者的和谐与协调之途,是经济伦理学的基本任务。、人的生存方式与活动方式、经济活动的主观目的性和无限性与经济资源的客观制约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性,是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对立的历史根源;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则是其认识论根源。这种对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得最为尖锐、紧张。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伦理学的繁荣则要求经济主体必须谋求两者的有机统一。两者统一、整合而形成一种基本的经济伦理:“考虑整体的经济价值”,即经济价值的创造行为要有兼顾道德价值的创造行为,经济决策要有兼顾他人和社会的需求和顾虑。在解决两者的冲突、保持和谐与合作方面,它是一种合适的经济伦理。
简介: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功利的、实证的、动态的、演化的,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功利主义的,这在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中独具特色。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功利的权利界定,权利是一种处置资产的能力,人本身也是一种资产,交易成本约束决定了权利的边界和权利界定的不完全性。二是功利计算的价值,价值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客观价值,功利标准提供了脱离于人的主观评估的客观标准,人权与产权的价值可以通约。三是统治者、臣民、疆域构成了国家,统治者和臣民都依据功利计算的结果作出决策,国家成为掠夺者还是保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德勒兹思考的伦理学不同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伦理学。西方近代伦理学(如康德)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价值判断或者道德律令——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应该如何使自己的行动遵守于规范。而德勒兹反复坚称他的伦理学是基于"生存论"/"实存论"的,这种伦理学不是规范伦理学,也不是描述伦理学,因为,后二者都关系到伦理规范,而德勒兹的伦理学朝向的是一种"内在性生存模式"的伦理,德勒兹对伦理学与道德的区分也是奠基于这一"内在性生存模式"。同时,也正是因为"内在性生存模式",德勒兹的伦理学是"内在性生存模式的表型学",它代替了总是将存在归于先验的诸价值的道德,据此,这种关切到"内在性生存模式"的伦理学,它根植的论域不再是意识层面上的先验的神圣的道德律,相反,它关注的是个体身体被影响的能力、力量,等等。
简介:基督教伦理强调关爱,尤其是关心贫穷人及社会上有特别需要的弱势社群。因此基督教群体在历史上曾积极推动政府制定一些社会福利及经济政策,以确保社会上弱小社群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这些思想和行动,与强调私利及政府不干预政策的自由经济主义看似矛盾,以致不少人忽略了其伦理思想曾在自由经济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义发展至今,只顾个人利益而罔顾他人及社会的得失,个人的贪婪导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亦受到基督教人士广泛的批评。基督教伦理思想对自由及公平的定义、对私有制的看法,以及基督教学者和教会领袖对自由经济主义下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批判,对解决自由经济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启迪意义。
简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并存,国家作为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作为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权威的合法代表者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改变,只要国家继续存在,爱国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克服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心理的需要,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都大力弘扬爱国价值观。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优良爱国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并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