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一)地方法治建设量化评估的实践在法治研究中,用确定构成法治的各个要素或指标对法治进行细化分析是相当通行的做法。①借助统计数据和模型进行评估,能够用更客观、具体、量化的标准来评价法治发展的水平,从世界层面看一些法治指数已经成为评价一国投资水平和制度状况的重要依据②。就我国而言,一些地区也对法治评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香港

简介：法官绩效考评制度建构的目的在于提高审判的质量、效率和效果,是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于该制度采用了自上而下设定指标（最优）的机制来加以推进实施,导致法官（院）自主性逐渐丧失。在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下,法院与法官成为利益互惠共同体,法院渐渐地远离自身本质,使得法官的策略行动能得以展开,最终结果则是司法公正的丧失。为此,既有必要研究法官策略行动为何需要和如何得以可能的逻辑,也有必要对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加以反思,并从法治理论构造角度出发重视中轴原理所具有的分析能力和学术价值。

简介：《意大利刑法典》第114条第1款的减轻情节作为单一制下同等责任、同等处罚原则的例外,要求参与行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极小.意大利判例和学说均认为该情节只具有客观属性.其与条件说之间的矛盾促使各方在共同犯罪领域由自然的因果关系论转向规范的归责论,于非必要的贡献项下,该减轻情节在理论上获得了一定的适用空间.但从规范到解释的双重绝对化及具体评价中的反向观察视角,都限缩了其成立范围,同等处罚、整体偏重才是意大利共同犯罪中刑罚裁量的基调与现状.于量刑阶段分别考察每个参与行为的现实作用是其近期的改革动向.我国共同犯罪制度以罪刑相适应为目标导向,主犯构成了共同犯罪的基准态,因此,从犯的认定成为量刑之关键.我国《刑法》中的从犯较之于《意大利刑法典》中作用极小的贡献,成立条件更为宽松,适用上也更为常态化.为了使从犯能够充分发挥均衡罪刑的机能,在解释中不宜过分限缩其成立范围.

简介：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与诈骗罪的区别在于,主观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意图、客观上是否确实交付标的物完成交易;此外还需考察所交付标的物是否具备种类物的通常功能、使用价值,并以一般人标准判断其价值与约定标的物差距是否较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是民事欺诈严重化的刑法规制,与诈骗罪不是想象竞合关系。以电话形式虚构事实、推销并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一般构成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而非诈骗罪。普通用语所称的'电话诈骗'不一定就是刑法上的诈骗罪。

简介：国际法是最早正式引入近代中国的西方法律部门,其标志性事件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万国公法》的翻译。在继受西方国际法后,国际法在晚清中国多被称为＂万国公法＂,这一概念的形成与丁韪良的主观意向紧密相连。＂万国公法＂四字含有自然法学意涵,但却与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不符。因此,将国际法称作＂万国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对晚清国人的国际法认识产生了误导作用。直至20世纪初年,伴随着世局的进一步恶化以及国人更清醒的认识,留日学生此时从日语中借用的＂国际法＂三字才取代了＂万国公法＂这一称谓。

简介：在以指标督责机制为重要成分的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派出所治理吸毒的现有模式导致了两类怪圈型生存状况,对吸毒者而言是信义与信任匮乏的熟人社会,对基层民警而言是包含一系列习惯性操作法的变异的执法。有着科学、理性外观的指标发挥出有损执法公信力的非预期功能,而基层个体的品质、德行与观念、规则、知识以非正式方式在客观上弥补、缓和甚至掩饰着相关正式制度、机制的缺陷。由此,首要的是必须对压力型体制、指标督责机制的非预期功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警觉。

简介：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明确要求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刑罚执行统一是司法公平、公正的内在本质要求,亦是法律统一适用的题中之义。综观目前我国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地域化差异明显。减刑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逐步统一适用,这也是巩固量刑规范化成果的必要保证。法院裁量减刑,不仅要审查罪犯服刑期间的改造表现,还要审查其原犯罪具体情况及财产判项履行等情况。目前在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尚缺少对上述几个因素在裁量减刑时所起作用的统一性把握,导致一定程度上存在减刑地域化差别,影响了法律统一适用。本文通过对全国30个中级人民法院350份裁定不予减刑文书进行分析,以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减刑条件为依据,通过对裁量减刑时应考量的各种因素所起作用的归纳,将需要考查的因素分为决定因素与影响因素,并对二者范围进行了初步界定;通过赋予各种影响减刑因素不同的权重,即决定因素可以决定对罪犯是否减刑,影响因素影响罪犯减刑幅度,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构建减刑规范量化模型,使量刑规范化与减刑规范化并举,为刑罚执行统一的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提供些许推动。

简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原则应当根据具体监督目的进行差异化设计。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首要目的在于治理＂执行乱＂,其次在于协助破解＂执行难＂,另外也要维护执行中涉及的公共利益。2013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仅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限于民事执行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一种类型,在目的设置上过于狭隘。全面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可分为纠错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支持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和公益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不同类型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着不同的程序设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