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德性伦理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交往和关系，是环境伦理学摆脱理论困境、回应实践吁求的一个发展方向。环境德性伦理关注环境问题、人类兴盛与环境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通过扩展传统德性、解读环境典范、构建德性理论寻求环境德性的界定和说明。、它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环境伦理与德性伦理如何相互支持，协同共进，也关乎德性伦理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当代复兴”。

简介：中国近现代以来，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心态：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这两种心态或倾向，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不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负，都是一种对于自身文化的片面的态度。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文化普遍交往和碰撞的时代，我们必须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负心态，确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才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待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从容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并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

简介：<正>最近几年,我国人民已形成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热潮,同时,又非常重视职业道德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文化知识对职业道德的提高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想做一些探讨。从世界范围看,在从事技术性较强因而就业时间较长的工作之前,势必要接受较长时间的职业教育。学历越高,知识越高,能

简介：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从观念层面对社会正义进行理论研究对扎实推进社会公正、界定政府职责有极强的价值意义。自由主义正义观从自我所有权出发,将绝对财产权、自由交换描绘为社会公正的理想图景,进而推崇最小化政府角色定位,而平等主义正义观则反对固化自由任意的交换结果,强调人的平等发展图景,寄望于发挥政府调节贫富差距、促进人的公平发展等职能。在二者的理论辩难中,自我所有权是争论的基础和核心议题。从税收的自愿性维度出发,强调结果平等的正义性和政府超越＂守夜人＂的积极性定位,不仅能从平等主义正义观中推导出,而且能够从自由主义的自我所有权观念推导而来。

简介：<正>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把“修身”看成是达到“国治、天下平”的重要手段;强调清廉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要巩固政权就必须清正廉洁,告诫统治阶级“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建设与道德修养的问题,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改造。1939年,当《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这部著作由刘少奇同志整理出版时,毛泽东同志批了

简介：道德生活是人们通过正确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实现自身价值,获得自身幸福的过程.它具有自为性、精神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道德生活蕴含于现实生活之中又超越现实生活.道德生活的实现既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条件,更有赖于其内在要素,而连接外在条件与内在要素的桥梁和中介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人们在追求幸福中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简介：博弈困境为探究社会合作秩序和道德（正义）准则从一种缺乏伦理引导的状态中缘起，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类比。而与博弈论通过重复博弈的实验来解释合作演化的机制所不同的是，伦理学家们在分享“博弈玩具”兴趣的同时，通过对博弈境遇中人类互动合作的条件以及道德（正义）原则的获得和服从问题的诠释，力图为这一困境提供某种“道德解”。

简介：作为政治学的重要范畴，契约观念与政治生活中的正当性问题紧紧交织在一起。这一范畴有特定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背景，并在不同时代语境之中有其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在西方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契约观念分别与政治服从的必要性、政治权威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范围与限度等问题密切相关。契约政治观念体现了人类实现自我治理的理想。

简介：李猛的《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自2015年出版以来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评论。该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就具体论题而言,该书讨论的是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之形成的关系,但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涉及古今中西之辩。该书还集中讨论了现代人生活的本质特征,以及人们是如何走向这种生活的问题。同时,该书对于是否＂回归古典＂等当下热点话题做出了清晰回答,认为回归古典是需要慎重和商榷的。

简介：科学揭示管理和伦理之间的关系及管理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管理之道，充分发挥“管理也是生产力”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管理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管理伦理的发生是由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管理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活动的合伦理性或合理性；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所应有的道德要求，是管理最根本的活动准则。管理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简介：道德的可能性植根于对“虚无”的克服和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萨特以“存在先于本质”为理论指引，在人自身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为道德的可能性确定根据，但却留下了陷入相对主义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将道德的可能性与人自身的生存相联系，试图将思想的道路引向人自身的存在意义，并在语言的本质中展现人的存在意义，并进而为道德的可能性确定基础，但却没有指出道德可能性的具体实现路径。“自身解释学”为理解道德可能性提供了第三条路径，在“生活叙事统一体”中人赋予“善的生活”以伦理目标意义，在伦理目标的指引下道德的可能性以道德规范的形式展现自身的形态。

简介：<正>近几年来,我国的音像事业和音像市场发展很快,到一九八八年底止,全国已有音像出版社(包括一些电影厂设的音像部)一百七十多家,这些音像出版单位到一九八八年底,共制作了文艺录像片五百多部,今年上半年,又猛增到八百

简介：信息风险,是信息由外部扩展并渗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因人们的非科学处理方式而引发的＂客观风险＂,通常被称之为一种＂必然存在＂。信息风险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消解的逻辑起点是＂信息人＂,即是具有一定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且形成基本信息素质的抽象存在。从责任到伦理责任,是＂信息人＂道德层面的提升,它不仅对消解信息风险有着重要的道德价值,而且还是＂信息人＂消解信息风险的道德诉求。

简介：孔子德刑观承前启后。与前人不同,跨越运象以思阶段,形成完整的形上体系;同时又统领后来者,后儒在德刑之＂神＂、之＂形＂上都在沿用、传承孔子之所创。表达方式上,孔子首创直接对比方式,将德、刑直接对比,更利于观点的表达、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便是缺少类似于此的精炼表达和内容阐释;孔子还开了从心理层面诠释德主刑辅的先河,增强了德主刑辅观点的可信度,当下中国道德建设亦应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属性,切忌按经济操作手法来建设道德;最为主要的是孔子在德与刑之间植入了＂礼＂这个制度性规范,通过礼这个＂制度＂来保障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而成功的德治典范便是归功于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也应借鉴于此,将＂德治＂的软实力通过＂德制＂这个硬措施来保障和实现。

简介：在孟子的思想中,生命的价值基础在于人的“不忍人之心”,但这并不是生命的最高价值。生命的价值提升集中体现在“舍生取义”的过程,可见“义”是生命的高级价值。孟子生命价值的思想启发我们：生命中的各种价值有高低之分,需认真权衡;舍生取义固然高尚,“不立危墙之下”同样重要;对待生命的紧要问题上,自我与他人要适当区别对待。

简介：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俭”的本义是对行为和欲望的约束.在不同的语境中,“俭”可以引申为谦逊、简陋、节省等.在今天看来,俭德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和一定社会的要求,节制自己的欲望,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美德.它反对奢侈和吝啬,反对浪费,追求“施而不奢,俭而不吝”的道德境界.

简介：<正>十四大报告中,在谈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新水平”这一任务时指出:“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进一步开展军民共建、警民共建文明单位等群众性活动,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城乡基层。”从中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的经营宗旨、指导思想、经营作风、职工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职业道德以及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等等。通常人们把企业的物(厂房、机器、运输工具、仓库等)、

简介：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简介：现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奢侈消费重心的转移、奢侈消费权利的再分配和奢侈消费观念的变革，影响着大众的消费伦理意识。应当从技术创新角度审视现代技术与奢侈的关系，辩证地看待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时，要防止消费行为脱离伦理规约，避免奢侈消费带来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和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简介：深入了解“中国梦”的基本内涵与丰富外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引领，寻求香港和内地的社会共同发展目标为契合点，建构中国香港梦，形成两地人民共同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动力。通过“中国梦”价值引导，以国家意识形态有效整合香港群体意识，切实推进香港以国家认同、民族依附、价值归属等为核心要素的人心全面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