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正>古罗马法"诉权消耗"的法理传承至今,表现为"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两种禁止重复追诉的典型理路。当然,禁止重复追诉并不意味着毫无余地拒绝重新审判,最好的说明便是"再审"的存在,只是英美法与大陆法的做法有所区别。在实质上,

简介：<正>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前后,广州、浙江、广东、江西、北京等地相继推出了政治协商规程或者加强政治协商工作的意见、办法等,说明了政治协商的本身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意味着政治协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将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静态的角度来看,政治

简介：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治安问题较为突出,以“村霸”与宗族恶势力为代表的违法犯罪活动层出不穷,严重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新形势下的“村霸”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出政治与经济领域“交互渗透性”、行为手段“软暴力性”、犯罪主体“多元交叉性”的特征,严重威胁着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村霸”的生成原因较为复杂,宗族势力控制选举异化基层政权、贫富差距拉大诱发成员非法逐利、帮伙犯罪团体成员成份复杂使得打击与遏制“村霸”黑恶势力难度激增。加强基层政权的指导监督、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模式、完善“村霸”势力社会疏导机制的解决办法是规制乡村霸权势力的有效路径。

简介：为了改变股权利益原本合为一体且由股东单独享有的模式,特定主体可通过一定方式重新安排同一股权当中不同利益的归属。这一过程需要解构股权的利益结构。依据利益的内容可将股权利益分为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但分离不只是实现两者的区隔,不同利益之间还可能重新组合,从而呈现分离的不同样态。分离可通过意定或法定两种形式实现,也可根据是由当事人主动进行还是由法律主导分为主动分离与法理分离两类。股权利益分离是公司法上分离理论的又一关键呈现。坚持股权利益的可分离性,可使得诸多在表面上看来并不存在关联的公司法问题统合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中,并有助于理解股权及公司的本质。

简介：犯罪的生成机理和发展态势决定于一定社会的秩序性质。风险社会秩序中风险生产与财富生产相伴而行,财富生产逻辑的普遍化和极限化、社会控制机制相对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局限性、＂脱域＂机制对行为方式和后果的影响力、现代制度的日益自我还原、技术发展的规制缺失等,对风险社会中犯罪的发生、演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风险社会阶段,犯罪演化呈现出实害性向风险性转型、犯罪危险性日益加剧、犯罪隐蔽化和匿名化、风险行为的欠规制状态以及犯罪全球化等主要态势和趋向。

简介：司法鉴定行为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鉴定意见在证据审查过程中有其科学专业的特殊性，所以需要通过设置专家陪审制度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于司法鉴定意见审查引入专家陪审制度，应当从司法认知的角度考察鉴定意见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这一审查方式的必要性在于，法官无法就专门性问题作出专业判断，为解决鉴定意见冲突提供依据，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出庭需要科学的裁判者和科学的解读者。现有的法律制度、陪审制度的目的和涉及初衷、国外的司法实践相关做法、专家陪审的司法解释和实践经验为这一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可行性基础。其功能在于弥补法官的专业不足．提高诉讼效率。便利庭审和诉讼，提高鉴定活动的公信力。

简介：历史上的经济衰退总是伴随着竞争政策的放松甚至废弃,但是如今的这场危机并未在主要国家和地区造成竞争执法的实质性衰退,在有的国家如美国甚至明确地加强了竞争执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认识到了放松竞争执法可能给经济恢复造成的不利影响。因为以经济衰退为借口的反竞争行为在危机时刻必然是不减反多,必须依靠竞争政策的实施进行有效抵御;竞争政策也有必要成为一道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防火墙,防止政府强化监管和加强调控给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我国短暂的竞争执法历史以及政府介入经济运行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形势下,更应该坚持竞争政策有效实施的底线,关注政府主导式的反竞争行为可能给竞争性市场结构带来的扭曲和影响。

简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机理在于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人民的知情权以及信息自由的三重价值。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公众知情权的宪法依据，可依法律解释而获得。对比中美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公开范围、救济途径、制度程序等五个方面，表明美国《信息自由法》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具体制度的规定具有理念与实践的差异，从而透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不足，并指出《信息公开法》出台的必要与紧迫。

简介：从J·S·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循着习俗、惯例之类的非正式约束和法律之类的正式约束属于同一连续体的内在逻辑来探讨威英当局的统治机理，试图揭开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威海卫模式之谜。

简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一个内涵深刻、意义深广的重大论断，需要我们悉心思考、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经历了一个艰辛探索的过程．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的当代中国第一次法律革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持续到当下的当代中国第二次法律革命，形成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其确定的内在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进程的法权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基本依托；务实主义的法治改革路径：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的协调发展；中国法治国情条件的深刻反映。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确立中国法治发展在全球法治发展进程中的自主地位．坚定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条件的自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简介：<正>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重构曾经是我国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以为众多的研究成果应当能够促进《民事诉讼法》对审级制度给予合理的修订,然而,我国于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内容显然没有给予人们对民事诉讼审级制度所期待的结果。无论原因如何,至少我们还可以有期待——期待着有一天民

简介：笔者认为,财政与国民性二者之间紧密相关。近现代＂国民性＂问题研究尽管看到了国家制度对国民性的决定性作用,却忽视了国家制度对国民性影响的具体路径与枢纽——财政税收制度。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步履维艰,或与我们对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关于财政对＂国民性＂的培育和塑造功能之认识严重不足有关。财政体制优化是＂国民性＂培育和塑造的核心途径,财政启蒙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思想前提。而培育和塑造国民之独立自由精神是＂国民性＂重建的最高目标,培养国民公正平等精神则是＂国民性＂重塑的根本目标。

简介：通过展示从19世纪初至纳粹时期德国"法治国"概念的意义演变并阐释其特性,文章认为"法治国"代表着在国家结构中将个人主义与国家目的相统合的一种努力,它所固有的注定导致自我毁灭的内在紧张在于:它的目标是要促进具体的个人自由和解放,但这种目标却试图借助于抽象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依靠国家的立法性控制和个人的完全服从来实现。德国"法治国"与普通法法治在强调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逻辑起点是"国家—个人"的二元统一还是二元对立、政治结构是否置于法律之下、是否属于有限政府、是否存在权力的制衡、习惯法的地位作用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文章以为,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双方为经营自由的事业所凭借的制度技术,即"法治国"的体系性建构方式与普通法法治中实践导向的技艺理性。

简介：债务人名录制度作为德国民事执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来源于民事执行个案的债务人执行信息上升为可供潜在交易对象查询的信用信息,既成为一种有效的向债务人施压的执行措施,同时也让司法信息进入社会领域成为保护经济交易安全的有力手段。其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良好的实践效果一直为立法者和司法者所青睐。分析该制度的机理即可发现,正是制度本身极具张力的利益调谐机制使其成为服务于民事执行与社会管理的多面手。在我国＂加快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威慑和惩戒法律制度＂的背景下,德国债务人名录制度无疑能够提供建设性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