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我国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有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起源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司法制度,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民事审判工作“十六字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诉讼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总结和发展三十年民事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民诉法试行七年来,调解作为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方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符合“和为贵”、“让为贤”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准则的要求,达成的协议容易被群众接受。
简介:该论文主要是基于新形势和新背景探讨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修改问题。论文认为,两岸经贸关系的重大发展、新法规的出台、保护台湾同胞投资的现实所需、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等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加快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修改进程。并且在修法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两岸投保协议》的要求,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相协调,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充分考虑台湾同胞投资的实际需要,投资服务和便利化措施与鼓励和保护措施并重,全面修改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论文建议在如下方面进行修改:受保护的"投资"以及投资和投资收益的转移、受保护的"台湾投资者"及其人身保护、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国有化和征收、损失补偿、透明度与投资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政府部门的分工与配合、主管部门与台商的法律责任、地方立法权限与地方立法合规性评估。
简介:当今世界各国都遇到了犯罪案件增多,办案难度提高的挑战。如何在有力地打击犯罪的同时,不因为办案中的偏差和失误,使无辜者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也是世界各国在制定刑事诉讼法时苦苦追寻的目标。我国在1979年制定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时,已为此作出了不少具体的规定。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对惩罚犯罪分子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又在这一问题上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对立的统一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是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作为双重目的同时提出的。古人所言“欲投鼠而忌器”是一种消极心态,若从积极意义上来分析,“投鼠”(惩罚犯罪)之时,理
简介:进入21世纪后,美国各级联邦法院在专利方面的判例出现新的趋向。Bilski案判决对方法类可专利主题的限缩和KSR案判决对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的收紧,说明专利授权条件趋于严格化。而eBay案对永久性禁令适用转趋谨慎的态度和Lucent案控制侵权赔偿数额的努力,说明专利侵权责任趋于缓和化。判例法的上述变化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专利扩张周期行将结束,美国专利法可能处于从扩张转为限缩的拐点。美国的法制实践对我们不无启示:专利保护的重心在于司法,我国当务之急是提高专利审判的司法能力和改善外部法制环境。以修法方式系统性地提高专利保护水平,则应缓行。
简介: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混淆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不易操作、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法院公信力和权威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美国的做法为完善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保持法院司法审查的灵魂,将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化.同时确立行政执行之诉.强化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行为执行之诉的适用范围.应当以执行标的为基本划分标准,辅之以其他标准;在程序构造上,应当在当事人、举证责任、审理方式以及裁判和救济等方面设计与非诉行政执行不同的程序和制度.突出其和行政诉讼普通类型的区别和它的“执行”特征。
简介:民事诉讼受理是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初始必经阶段,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意义重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出现,民众的诉求越来越多,而我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专门机构,应当担负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历史任务,最大程度地吸纳化解矛盾纠纷。然而,现行民事诉讼受理制度所规定的起诉条件,既包括实体内容又包括程序要求,确定性有余而灵活性、包容性不足,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地起到过滤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的作用,但其对于新型权利诉求进入诉讼渠道的阻隔作用日益显现,甚至为个别地方限制当事人正当诉权的行使提供了借口。在改造方案的设计方面,应当理性审视现有司法资源和司法环境,更宜采渐进式而非跃进式的方案,避免由于准备不足而导致司法不堪重负,制约正常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