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末两湖书院的改章,作为书院改制风潮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早已引起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本文则更关注这一过程中固有"学统"意识的接引作用。甲午战争前后的时势激变,带来了"时务"之学的流行。代替传统书院的课艺,张之洞援引来自两江幕府的蒯光典,在两湖试行每日上堂、分班宣讲的新教学模式。然而,书院中出自粤东陈澧一派汉宋调和之学的梁鼎芬、杨裕芬等,与传承江浙"礼学"的蒯光典之间,围绕"文王受命"等经学命题,发生了激烈冲突。本文尝试从学术史角度,对这一笔记家乐道的轶闻进行解读,揭发人际争执背后"理学"与"礼学"升降的脉络。正是借助清代中期以降礼学复兴的资源,蒯光典提出古今中西"理必附礼以行"、"理各有在"的观念,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外,提出了另一条接引新学的路径。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