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毛泽东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并积极做党和红军一些领导人的思想转变工作,使他们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决裂,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条件。二是在遵义会议上深刻分析和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和拥护,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三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掌握战争主动权,四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是一次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会议,而毛泽东对遵义会议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将铭刻在中国革命不朽的丰碑上,永垂青史。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很长时间里,文学理论上一直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即Ideologie。实际上,在汉语中,"意识形态"(Ideologie)与"意识"(Bewusstseins)、"社会意识形式"(gesellschaftlicheBewusstseinsformen)长期以来是混同的。人们把Ideologie译为"意识形态",但在一些影响很大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论著中,"意识形态"一词又多指"意识形式"(Bewusstseinsformen)。不同的译法和用法,导致了"意识形态"这一汉语词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复义性。如果依据已广为流通的中文版《马恩全集》和《马恩选集》,则只能说文学是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ideologischerNatur)的"社会意识形式",而不能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简介:重新阐发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需要对阿尔都塞的四个常识性判断——'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吗?''阿尔都塞思想是反历史的吗?''何为唯物辩证法?''多元决定论是多元论吗?'进行再思考。阿尔都塞着意于提出一种'断裂',为理论实践和现实的政治运行敞开一个可能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阿尔都塞的判定需要跳出(后)结构主义的解释框架。断裂以及由断裂迸发出的能动性,构筑出了开放的、处于永久发展中的历史性,这是阿尔都塞所肯定的历史性原则。唯物辩证法中的辩证法向度也只有在这一原则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通过对'surdétermination'一词的重译,进一步指出阿尔都塞是以非确定的主导思想保卫马克思思想的合法性,其理论体系为整个当代哲学带来颠覆性的阐释倾向。
简介:在人类历史中,任何一种所有制在它所蕴涵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前,都还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空间。故在197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现状决定了我国的所有制格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一度被消除的外资经济、个体经济又活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发展迅速,由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成分上升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导致了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变化。正如江泽民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讲话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并且称之为“新的社会阶层”。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在三个方面扩展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与西方传统知识观偏重普遍性不同,强调了特殊性的地位;二是在从普遍到特殊,即普遍原则的运用问题上,批判了机械(教条)的运用方式,肯定了启发式(创造性)的运用方式;三是在从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上,弱化了类型(本质)的普遍性,强调了范例的普遍性及建构的普遍性。这三个方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简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述了矛盾“普遍性”的两层含义,第一是矛盾的存在具有绝对性,第二是任何矛盾运动同其它矛盾运动形式相比都具有相同点和不同点,即普遍性和特殊性。在第二层含义中,“普遍性”只是一个用来阐述矛盾“特殊性”的认识论的概念,这意味着毛泽东的矛盾论中蕴含着对建立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之上的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话语体系的批判。在处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平衡性理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初步建构了中国独特、独立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毛泽东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包含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和民族因素三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