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低保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低保是贫困群体的权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网。把有限的低保资金分配给最有需要的人是制度设计的根本初衷。但依赖于上门走访、干部评价和群众调查等传统方法很难真正评估出低保申请者的真实个人和家庭收入。随着互联网与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为低保户的个人和家庭收入核查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思路。上海市在2009年在全国率先试点居民收入核查对比制度,取得了突出效果。文中根据上海市的实践,对上海的大数据信息核对制度做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上海市实践中取得的成绩与问题,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上海市实践对我国其他地区的低保户收入核查对比机制的借鉴意义。
简介:面对大数据洪流,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反应,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场商业革命,它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模式,正以几何级数提升财富的积累.社会学家认为,大数据挖掘会伤害到人类对幸福的感知,电子信息无时无处不准确记录人们的行为轨迹,带给人们的是记忆的烦恼和不能被遗忘的担忧.法学家则形成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应该受到严格的控制,除传统的隐私保护外,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更需要一种'不被打扰的权利';另一种观点是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是互联网经济的必然趋势,各国都在争夺数据资源,过多限制数据的利用会错失发展机会.我国刚刚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从基础设施安全角度出发对个人数据的利用和跨境传输做了限制性规定,而在《民法典草案》中,曾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客体,放在了知识产权项下,之后一稿又将其删除,足见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确定性.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种积极趋利的权利还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权利,立法者也在摇摆不定.本文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出发,分析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信息的必然性及规范性,区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保护重点和个人信息数据库的财产权保护重点,探讨大数据时代平衡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适度立法.
简介:论文对近代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相关数据的统计出处、统一口径及可信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数据的解读需要方法论的指导,必须清楚数据的“统计出处”和“统计口径”.统计出处不同,相关数据的性质和可信度迥异;统计口径不同,统计标值的内容和范围也大不一样.近代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相关数据出处有三:海关系统、侨务系统和领事系统.其中海关统计数据基于税收目的而产生,可信度较差.在统计对象上,海关系统和侨务系统统计的为“出入口数字”,而领事系统统计的是“侨民户口数字”,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移民数据”.遗憾的是,今人在计算或估测近代潮汕地区海外移民规模时,往往径直采用海关数据,忽视海关数据的可信度问题;在数据解读的时候,又不加校正,甚至不考虑数据的统计口径而误读数字,结果夸大了近代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规模.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在其他相关立法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规定不甚完备的情况下,从处罚范围看,显示了刑法应有的扩张性。然而,刑事司法应当通过目的性限缩解释保持适度的谦抑,审慎界定“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拒不改正”“违法信息”等,从而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在保护信息网络管理秩序的同时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的融合发展。
简介:目的:了解某高校附属医院职工满意度情况,探讨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期指导该院完善规章制度、改进管理措施,不断提升职工满意度。方法:以某高校附属医院1183名职工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无记名调查。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运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对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职工满意度总得分为94.04±19.30分。各维度满意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团队沟通协作(4.09±0.81)分、工作环境(3.86±0.97)分、认同感和归属感(3.81±0.96)分、管理措施(3.75±0.94)分、福利待遇及发展前景(3.67±0.95)分、工作和生活状态(3.35±0.72)分。年龄和医疗行业从业时间、岗位序列、用工形式不同的职工满意度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年龄40岁以上且医疗行业从业时间长、医师岗位及编外职工满意度最低。结论:持续开展职工满意度调查,重视职工个性化需求,依据调查结果不断完善医院规章制度,优化管理措施,促进医院良性发展。
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